陈慧敏 刘钊宁 庄 臣

【摘要】高校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普及在为高校师生提供诸多便利的同时，其趋同性、自主性与涌现性等技术特性给当前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系统风险、价值失控与风险突现等新的风险类型与风险特征，对当前我国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有效应对这些风险，就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构建“技术—制度—教育”的综合治理体系，形成协同治理效能，为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高等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舆论引导，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等重要要求。高校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和重点领域，完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有效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既是坚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政治保障，也是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迫切要求，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具有关键意义。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发展深刻重构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正在以其深度语义理解、高质内容生成、良好交互体验等技术和功能特性重塑意识形态的生成和传播机制。作为年轻一代的高校学生往往是新技术的最先使用者，是技术与创新扩散的“意见领袖”和“代理人”，也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最早一批深度用户。相应地，他们也是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意识形态新风险的首当其冲者。质言之，不论从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的极端重要性的角度，还是从高校学生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意识形态风险重点人群的角度来看，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风险展开分析探讨，是当前意识形态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共同的题中之义。

近年来，国内学界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研究动向，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意识形态风险问题上开展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工作。目前，学界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意识形态风险的分析主要从风险形成和风险后果两个方面展开。

从风险形成的角度来看，学者李瑞奇、李高磊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分为原生风险、共生风险和孳生风险三种类型，原生风险指生成式人工智能自身技术特性带来的风险，共生风险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资本等其他要素联结产生的风险，孳生风险指生成式人工智能除原生和共生风险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的风险类型。祝黄河、凌学武采用了类似的分类标准，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归为自生、派生和继生三类，分别对应侵蚀个体认知、冲击公共议题、消解社会信任等风险。从风险后果的角度来看，有学者从个体影响层面着眼，如谢成宇、徐荧松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潜在的意识形态归纳为内容失实、价值失落和认知失稳三个层层递进的方面；1刘成、莫生叶在内容和价值层面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分化”和“生活异化” 两个风险类型；也有学者从更加宏观的社会影响层面着眼，如孔德臣、侯勇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意识形态渗透、主流思想弱化、网络舆论操纵等风险；刘文郡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会放大个人主义、激发行业震动、消解主流价值；魏屹东、李煜慧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存在冲击主流舆论、造就“技术利维坦”等风险；帅建强、韩源则提出了场域失落、话语旁落、治理失效三个方面的意识形态风险类型。同时，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自然也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的重要研究对象。孙鹏、甘翔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校普及应用的过程中会存在操控学生认知、侵犯数据主权、解构事实真相等风险；路坤皓、郝文斌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会造成人机异化，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形成技术崇拜，进而导致主流话语权力的流散，带来严重的意识形态风险。

上述研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意识形态风险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总体上集中围绕用户认知、价值、思想等个体层面以及社会舆论、社会价值、社会信任等社会层面展开探讨，为该议题的后续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上述研究总体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既有研究大多仍在讨论数字媒介意识形态风险的普遍性问题，未能真正从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新技术自身的特性出发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意识形态风险的特殊性，这种不加区分的技术担忧本质上是一种过度的技术保守主义，既不利于厘清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的本质，更不利于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第二，既有研究较少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辨析界定，有将概念泛化之嫌。第三，既有研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高校学生群体意识形态风险关注较少，未能充分关注到高校学生群体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特殊性。

据此，本文拟从生成式人工智能自身的技术特殊性与高校学生的群体特殊性出发，在厘清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问题进行更加具体深入的分析，旨在得到更切合时代背景、更具解释力的风险研判，并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治理建议.....(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搜索公众号：“教育传媒研究杂志社”)

本文系 2024 年度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重点项目“高校涉意识形态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BJSZ2024ZD02）、2024年清华大学学生工作研究项目重点项目“网络思政与新媒体矩阵建设与管理的经验与启示研究”（项目编号： THXSGZ2024-ZD-0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