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梅锋 宋帅霖

【摘要】青少年因其心理与认知发展的脆弱性，易在网络应援中被“数字仪式链”裹挟，面临情感剥削、认知异化、群体规训及算法操控等多重隐性风险。该链条通过符号化运作激发认同暗示，以仪式化行为调动参与情绪、强化群体归属，并将情感转化为平台可识别的行为数据。情感动员进一步催生文化规训，而文化又为符号更新提供意义资源，二者相互强化，形成循环机制。在平台资本的主导下，青少年的情感劳动被转化为资本收益，呈现出高度组织化与隐蔽性的规训特征。有效治理需要从防御性保护转向主体性重建，着力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重塑其认知边界与文化判断力。

【关键词】网络应援；文本分析；情感劳动；粉丝行为

一、研究背景

网络应援，也称网络“打 CALL”，最初是指观众在演唱会现场，随着音乐的节奏挥动荧光棒、齐声呼喊，与台上的表演者进行激情互动。后来逐渐延伸到网络空间，形成了在年轻人中盛行的网络应援文化现象。在这一转变中，粉丝通过组织化、数据化的集体行动（如打榜、控评、集资等），将自身情感的表达转化为偶像的流量资本。当“为爱发电”遭遇算法逻辑的收编，网络应援文化逐渐显露出其悖论性：平台为粉丝建构了带来情感慰藉的虚拟空间，同时也带来以群体行动为导向的数据竞争。随着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也随着偶像文化的蔓延，低龄化的学生粉丝开始大量出现。一些流量明星的 “饭圈”甚至蔓延到小学生群体，这一矛盾在低龄化粉丝群体中更为显著。

据《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5）》，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已达 97.3%，互联网已经全面融入当代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当中。因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尚在形成过程中，易受商业操弄的影响，为此国家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该条例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和抵制流量至上等不良价值倾向，不得设置以应援集资、投票打榜、刷量控评等为主题的网络社区、群组、话题，不得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资、投票打榜、刷量控评等网络活动”，以遏制网络应援背后的商业操弄与价值扭曲。研究调查表明，每天上网时间超过 4 小时的青少年，其网络素养水平出现显著下降。当粉丝群体沦为“数据劳工”，其情感投入被算法转化为具有商业变现价值的资源。平台通过符号与仪式的再生产，不断推进对群体认同的隐性操弄。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应援文化的异化已超越娱乐边界。粉丝社群内部形成“站姐”“大粉”等等级森严的话语权分层，部分成员为争夺影响力不惜恶意举报、刷量造假。这一现象外溢至体育、电竞等领域，进一步凸显治理的紧迫性。

已有研究多从亚文化抵抗视角探讨网络应援，较少揭示平台技术架构与资本逻辑对粉丝实践的深层形塑——粉丝的“自愿付出”如何被平台规则转化为流量生产的燃料，看似自主的互动行为又被技术设计的激励体系导向标准化模式。本文通过互动仪式链条理论，应用文本分析方法，剖析网络应援文化中的情感动员与权力机制。聚焦平台算法如何通过符号传播与仪式化互动构建粉丝认同，商业化逻辑如何压制文化批判性，将情感能量转化为消费欲望。试图揭示算法时代文化工业的运作逻辑，并为网络应援的文化治理提供实证依据。

二、文献回顾

粉丝文化研究的理论起源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斯图亚特·霍尔在其受众解读理论中提出，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解读并非被动接受而是采取主导、协商或反对的解读立场来表现出多样性和能动性。这一理论挑战彻底解构了法兰克福学派视域中单向度的被动受众形象，将受众的文本实践提升至文化政治维度。实践上，20 世纪初期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勃兴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追星现象。查理·卓别林、葛丽泰·嘉宝等默片巨星通过报纸杂志与广播媒介建构起最初的偶像神话，粉丝主要通过报纸、杂志和广播等传统媒介被动接收信息。而在娱乐行业发展下，粉丝文化逐渐转向市场导向，成为以消费为主的群体，通过组织粉丝俱乐部和举办应援活动来支持偶像。

进入互联网时代，原本分散的个体经由社交平台聚合成具有高度黏性的虚拟共同体，同时成为新媒体技术的早期采用者与推广者。这正是亨利·詹金斯“参与性文化” 概念的核心实践表征，当信息化浪潮快速袭来时，粉丝也顺利地与互联网邂逅，进而演化出了一种更具草根性和全球性的全新交往形式。从影视剧的二次创作到偶像形象的符号再生产，粉丝群体既是文化工业最积极的消费者又成为最具创造力的内容生产者，这种双重身份的交织恰是当代媒介生态演进的解释。

（一）        数字仪式的情感依附：粉丝身份建构的心理图景

“应援”一词源自日本，很快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2003 年贴吧的创建为粉丝提供了一个聚集平台，2005 年《超级女声》选秀期间，电视、网络和短信的跨媒体联动激发大众投票热情，“草根造星” 的流行进一步促进了网络应援文化的普及，逐渐从 “大众娱乐”演变成具有高度圈层性质的“饭圈文化”。粉丝的集体行动既是对偶像的情感投射，也是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建构。网络社群的建构依托于虚拟社区，原本互不相识的粉丝因共同喜爱的明星而聚集在一起，建构出一个持有共同关注点、价值观、行动目标的情感共同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应援、打榜活动出现，通过网络流行语、表情包和鬼畜视频等新型传播实践改变了以往“常规”的传播样态。线上应援是粉丝通过网络支持偶像的新兴方式，具有日常化、组织化特点，在呼吁“理性追星”、倡导建立网络粉丝社群传播规范的外部背景下，加强粉丝社群的内部规劝也十分重要，需要引导粉丝理性参与以促进粉丝文化良性发展。

在“数字互动仪式链”中，情感是推动整个仪式循环的能量引擎。粉丝通过参与集体行为情感上依附于偶像，同时通过群体互动来定义和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情感依附体现在粉丝对偶像的深度情感投入中，借助支持偶像获得情感满足，涉及偶像的作品、参与活动以及偶像的私生活。其对于偶像的熟悉度也从侧面反映出与偶像的关系，从而定义自己的“真实自我”，在群体中获得认同并形成对群体的归属感。而粉丝群体的心理互动、规范建立及决策执行等因素，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归属感和群体凝聚力，当情感积蓄到一定程度时便形成了对偶像的占有欲。符号层成为承载粉丝对明星本体占有欲的重要层面，这也是粉丝能够合理寄托自身占有欲的重要场域11，而粉丝还会将偶像视为某种理想化的存在，通过情感依赖替代现实中可能缺乏的亲密关系，并通过数据劳动试图“占有”偶像的公共形象。这一心理机制在平台算法引导下被转化为可度量的流量资源，重构了偶像与粉丝之间的情感权力关系.....(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搜索公众号：“教育传媒研究杂志社”)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交网络欺凌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及其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0BXW12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