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琳萌 李洪波

【摘要】本文旨在批判传播学经验学派将传播窄化为可测量、可控制的技术过程而导致的哲学贫困。研究以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批判框架，重新审视传播的本质。二者的哲学对话，有助于推动传播研究超越工具理性主导的范式，回归其关注人类交往本真状态的“人学”属性，从而为构建更具解放性的传播理论开辟路径。

【关键词】传播；共在；实践；经验学派；批判

随着传播学理论版图的急速扩张与内部分歧的日益凸显，其深层哲学基础问题已无法回避。学界对“传播是什么”“传播为了什么”等元问题始终缺乏共识，这背后实则是哲学本体论层面的根本分歧。因此，传播学亟须回归其哲学根基进行系统性反思。这绝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元问题的思辨游戏，而是旨在实现认识论上的“解放”——将传播从工具理性、学科边界与认知定式中解放出来，重现其作为生命交往本真状态的开放性与可能性。这不仅关乎学科自身的发展方向，更关乎我们如何理解并捍卫人之为人的沟通本质。

一、经验的迷思：传播学工具化及其哲学贫困

传播学在其学科建制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内在传统，即奉实证主义为圭臬的经验学派。这一学派将传播研究塑造成一门追求“科学” 与“客观”的学问，但其背后是一种深刻的哲学选择——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系统性排斥与回避。实证主义哲学坚信，唯有经由经验观察与科学方法验证的知识才具有合法性，这直接导致了对价值论、本体论、认识论等根本性问题的放逐。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这种将自然科学模式简单移植到社会研究中的“传统理论”，其核心在于对“现存秩序” 的顺从与维护，它只关心“如何”更有效地运作，而不追问“为何”与“为了谁”。正是这一哲学根基的先天狭隘，使得经验学派在取得巨大方法论成就的同时，也陷入深层次的哲学贫困。

这种排斥形而上学的思想倾向，其谱系可追溯至启蒙运动时期的经验主义转向，并在后续实证主义的发展中不断强化。17、18 世纪，以洛克、休谟等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强调所有知识来源于感官经验。休谟质疑因果关系，认为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所有推理都仅仅来自“习惯性的联系”，而非来自任何理性的洞见。康德虽然试图挽救形而上学，但他的批判哲学实际上划定了人类理性认知的界限，认为我们只能认识“现象界”，而无法把握“物自身”。19 世纪，孔德创立实证主义哲学体系，他提出人类思想经历了“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 阶段，必然进入“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主张科学方法是获取唯一可靠知识的途径，从而将形而上学视为过时的、无效的思维方式。20 世纪，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将排斥形而上学推向了极端，认为一切不能通过经验观察和逻辑分析来验证的陈述都是没有意义的“伪命题”，从而彻底否定了传统形而上学所讨论的世界本质等问题的哲学价值。

这样的哲学流变，实际上反映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思想进程。一方面，近代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功重塑了人类的认知模式，使得科学方法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范式，基于超验经验的宗教和神学逐渐失去了知识上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漫长的西方哲学史中，各种形而上学体系不断涌现，都声称自己捕捉到了世界的最终真理，彼此之间却无法调和。哲学领域长期存在的独断倾向和争论不休，引发当时哲学界内部对纯粹思辨传统的深切厌倦，思想的重心从超验世界转向经验世界，从追求终极真理转向回应现实问题。

这一哲学选择在美国找到了肥沃的生长土壤，这源于其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与知识生态，它们共同强化了经验研究与实证方法的权威地位。首先，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土生土长的思想，与实证主义在反对抽象思辨、强调经验与效果上存在亲缘性。更重要的是，20 世纪初期，美国社会科学经历了强烈的行为主义转向和量化革命，追求像自然科学一样发现可预测走向的规律，传播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思潮中孕育和发展起来。此外，北美社会面对急剧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大量移民带来的现实挑战，社会管理者和商业机构更需要实用知识，这为关注短期、可测量的传播效果研究创造了社会需求。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成为关键催化剂。20 世纪的最初十年，美国传播研究还在与社会学携手并进，传播被视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过程与组织纽带。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因其对报刊、移民与城市关系的开创性研究，被称为“开创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学者”。然而，这一注重社会整合和人本主义功能的传统，因社会科学整体范式转向而式微。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美国传播研究的主流路径，被誉为传播学奠基人的“先驱”们从不同层面将传播研究“经验化”。拉斯韦尔的里程碑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系统分析了一战中的宣传机制，认为宣传是通过操纵重要的符号来“控制意见”。霍夫兰将心理实验法引入传播学领域，聚焦于态度改变的微观机制。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两级传播”理论，不断改进抽样调查技术和量化分析方法，使实证方法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方法。冷战的开启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径。在意识形态对峙的国际环境下，传播被视为赢得“心灵与思想”的关键工具。美国军方、政府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通过大规模的资金支持，使那些专注于短期效果、态度改变与舆论引导的研究获得了稳定的制度性保障。拉扎斯菲尔德曾清晰地区分“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前者旨在既存体制框架内，通过运作性的改良来解决问题，而后者则致力于反思、评估乃至挑战体制本身。在巨大的资金投入和学科制度化的推动下，行政研究成为绝对的主流。施拉姆通过编纂教材、设立首批传播学博士项目与研究中心，完成了这一学科的最终制度化，同时也是行政化。他整合了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等人聚焦于媒体效果、受众态度与行为调控的研究传统，将其构建成一个以量化实证和短期效果为核心、服务于既有体制需求的学科体系，实质上将美国传播学建制成一门拥有明确方法论、旨在为行政或商业实践提供操作知识的应用领域，从而牺牲了更广阔的人文与批判视野.....(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搜索公众号：“教育传媒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