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云轩 吴 靖

【摘要】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布鲁诺·拉图尔技术思想中物质力量与人类能动性之间的内在张力，以回应当前传播学“物质性转向”中理解“人—物关系”的理论需求。拉图尔的技术理论包含两条关键线索：其一聚焦于人类意图如何通过 “设计与铭写”被注入技术物；其二则诉诸“广义对称性原则”，强调物自身的能动性。拉图尔借由“准客体”与“杂合行动者”等概念在统一框架内整合了二者的张力，超越了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局限，然而其后期为建立规范性技术政治而转向“设计哲学”，不可避免地重新将人类意图置于优先地位，使其对称性原则暴露出内在矛盾。针对这一难题，后现象学与批判建构主义分别从“对称性”和“批判性”维度进行回应，虽切中肯綮地揭示了ANT的理论局限性，却也承认了该解释框架的有效性。通过梳理这一思想脉络，本文试图提供一套描述性与启发性工具，以更深刻地理解媒介技术作为“意图载体”与“能动参与者”的双重属性。

【关键词】拉图尔；人—物关系；媒介物质性；ANT；设计哲学

当代传播学研究正经历一场“物质性转向”。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和英尼斯的时空偏向媒介开始，传播学就始终对物保持关切，而随着对欧陆技术哲学、媒介考古学、德国媒介研究传统的深入挖掘，如今传播学对物质性的关注发展到更加精细、复杂的程度，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传播学的物质性转向”。在传播学和媒介研究中，交流始终要在物的中介过程中变异，被加强、弱化、转换，我们沉浸于其中也被其塑造，作为物而存在的媒介始终是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异物，提醒我们需要突破纯粹以观念交流来定义的传播框架。因此，如何在一个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内，恰当处理“人— 物关系”，成为物质转向研究无法回避的核心挑战。在这一背景下，长期致力于处理此问题的新技术社会学领域，特别是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极富潜力的理论资源。

20 世纪 80 年代，被称为“新技术社会学”的三 种 方 法 —— 以 Wiebe E. Bijker、Trevor Pinch 为代表的技术的社会建构路径（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以下简称 SCOT）、以 Thomas P. Hughes 为 代 表 的 大 型 技 术 系 统 路 径（Large Technical Systems，以下简称 LTS）和以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John Law 和 Michel Callon 为代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以下简称 ANT）几乎在同一时间显现出来。这三个路径之所以在当时被并称为“新技术社会学”，是因为它们的共同目标和反抗对象：它们首先将技术纳入社会研究议程，超越了传统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专注于科学争论的研究范式；试图突破传统社会学在自然与社会之间人为划定的界限，使用新的视野和方法分析社会学、技术科学和经济分析等交织成的无缝网络；这些学者不再愿意将技术及其生产过程神秘化、排除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之外，他们渴望打开技术的黑盒（black box），一窥其中的奥秘。

在新技术社会学将技术过程引入社会科学分析之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随之浮现：如何处理客观物质的力量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对这个元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导致了新技术社会学各路径在后期的发展中产生了深刻的分裂，SCOT 选择将解释的重心放置在技术物的相关社会群体之中，注重社会群体对技术的解释灵活性及技术建设的协商过程；LTS 则提出了一个阶段论，认为在技术体系发展的不同过程中人与物的力量对比不同，在发明与发展阶段人的能动性占据主导地位，而当系统逐步扩张发展时，它会获得一种动量（Momentum），反过来约束人的行为。无论 SCOT 还是 LTS，其分析的起点和终点，最终都或明或暗地保留了人的某种优先性。而 ANT 则更加激进地试图发起一场彻底的本体论革命，其区别于 SCOT 和 LTS 的独特理论根基，在于它从根本上挑战了自康德的“哥白尼革命” 以来牢不可破的主客二元对立。

    ANT 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试图重新定义社会和社会学的思想体系。在拉图尔看来，康德系统性地分离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创造了两个“纯化” 的、无法沟通的极端：由物构成的、沉默而客观的自然极与由人构成的、拥有思想、意图和权力的社会 / 文化极。拉图尔认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经由涂尔干的社会学改造，沉淀为一种难以撼动的研究范式——将社会与个体和自然剥离开来，将社会当作一个确定性的解释项来解释其他事物。在拉图尔彼时所处的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这种思路集中体现为爱丁堡学派的研究关切“科学知识是如何被社会因素所塑造的”，拉图尔反对这种思考方式，在他看来，社会本身不能成为解释的起点，因为它本身充满不确定性，“社会不能解释任何东西，相反，社会必须被解释”。他重新挖掘了涂尔干的同代人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的理论资源，塔尔德持有与涂尔干不同的社会观，认为社会并非一个超越个体的“集体意识”实体，而是由无数个体间的互动和模仿所构成的动态网络。拉图尔以此为根基反思从涂尔干开始的社会研究遗产，走向对宏观社会理论的背反。在 ANT 的视角下，社会不再是解释的起点，而是解释的终点，它不是一个预先存在的实体，而是由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通过不断的“转译”（translation）过程，相互链接、结盟、斗争后，暂时形成的异质性网络，拉图尔将追溯这一过程的学问称为“联结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ANT 则是描述这种联结的工具.....(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搜索公众号：“教育传媒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