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  武  迪

【摘要】人工智能（AI）的普及迫使认知传播研究重新界定传播主体与认知机制的边界。随着AI被纳入认知生成过程，传播主体由“人”转向“人+AI”的协同结构，主体性也从隐含前提转变为必须被主动维护的核心议题。本文从具身认知、延展认知与中层意向型认知出发，阐释AI在协同与替代之间形成的结构性张力，并指出主体性的关键在于人类对认知主导权的掌握。进一步地，从认知加工、认知偏见与认知产出三个层面系统梳理了AI语境下的认知传播研究进展，揭示AI协同的双重效应。同时强调，人类始终是认知加工与意义建构的核心。未来的认知传播研究应关注主体性意识、 AI素养与能动性的协同作用，以促进人机认知的平衡与共进。

【关键词】认知传播学；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主体性

一、认知传播学在人工智能语境下的转向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的普及，使传播学必须重新审视“认知” 在传播中的定位。传统的认知传播研究聚焦于人对信息的加工，其基本处理单元是人类大脑，包括注意、记忆与情绪等机制。然而，AI 的介入改变了这一以“人脑”为核心的加工范式，传播不再仅是个体与媒介的互动关系。为了描述这种由“人”向“人 + AI”转变的主体结构，有研究提议引入“智能单位” （Intelligent Unit）的概念。作为一种新的认知单元，智能单位强调在具体传播任务中，人类与 AI 共同承担信息加工的角色。由此看来，AI 不仅是媒介，更是智能化、拟人化与定制化的“人 + 脑”协同认知单位的一部分，具备回应、预测与协作等多种能力。

然而，AI 的介入并非仅意味着协同生成，而是引入了更为复杂的传播结构。在智能传播中，人类不仅与 AI 协同创制内容，也会接触由他人通过 AI 生成的信息，甚至直接面向 AI 自主生成的内容。由此，AI 不再仅以协作者的方式存在，而是以新的信息源、内容生产者与分发节点的身份进入传播体系，从输入端重构了认知加工的起点与路径。这一结构性变化揭示了 AI 条件下新的认知现象：传播已从传统的以人脑加工为核心的单一模式，转变为人类与算法共同参与的动态认知系统。

基于此，本文尝试在 AI 的语境下，对 2025 年认知传播学的研究路径进行系统性梳理与再定位。全文将围绕三条逻辑主线展开：在理论层面，将探讨主体性为何成为认知传播的核心议题。随着 AI 被纳入认知生成过程，传播的主体结构从“人”向 “人 +AI”发生转变。主体性的核心议题在于在协同认知环境中，人类如何持续掌握意义建构与判断的主动权。在机制层面，则聚焦从具身认知到延展认知所带来的认知替代风险，并以中层意向型认知提出互补路径。从认知层面讨论人机关系，从具身认知与延展认知切入揭示 AI 介入后的替代性风险，而为中层意向性认知提供了一条互补性路径，强调只有在人类意向框架的引导下，人机协同才能增强而非削弱人的主体性。在实证与应用层面，关注 AI 条件下的认知加工、偏见与产出的双重效应。梳理 AI 语境下认知传播的研究现状，包括认知加工模型应用与再阐释、AI 触发的新型认知偏见，以及人机协作下认知产出上的增益与隐忧，由此揭示 AI 协同的双重效应，并提出在实践中保持主体性主导的路径。

          二、认知传播的主体性框架：从具身、延展到协同互补

（一）人工智能语境下的认知主体格局：人的主体性作为规范前提

无论媒介形式如何演变，认知传播学的主体始终围绕“人”而展开。从学科定义来看，认知传播学是以人为主体、以信息为工具、以传播介质为桥梁，探讨人类认知行为与传播现象及其要素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科。从传播效果的角度看，任何传播效果的实现都以人脑对信息的加工为基础。信息只有在被人接收、加工与再建构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意义与社会影响。从学科发展的趋势看，当前的认知传播研究大致呈现出两种方向：一是“向心趋势”，强调认知神经科学对传播研究的工具性支持，借助脑电、眼动、核磁共振等实证方法揭示媒介如何作用于大脑结构与认知过程；二是“离心趋势”，则试图突破传统认知框架的局限，将研究视野从大脑加工扩展到情感、身体与行为层面，探索认知在具身体验与社会情境中的传播机制。总体而言，这些趋势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前提：无论技术如何演化，认知传播的解释力仍以人的主体性为根本。

        随着机器代理（Machine Agency）的出现，人类主体性与机器主体性之间的张力逐渐成为传播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事实上，早在媒介效果研究初期，人与机器的关系就分为人机交互和计算机中介的传播，而直到 GenAI 出现之前，传播学界就已形成了两条关于人与 AI 关系的主要研究路径：一是人与 AI 交互（Human-AI Interaction, HAII），重点在于人如何将 AI 视为交互对象；二是 AI 介导的传播（AI-Mediated Communication, AIMC），强调 AI 作为传播渠道和中介如何在人际传播中修改、增强，甚至生成信息。在此基础上，Sundar 进一步指出 AI 正在从传统的信息传递链路中抽离出来，转而以能够辅助、增强甚至取代人类的方式参与传播过程，从而重塑传播结果的形成方式与意义建构的组织逻辑。在这一结构性转向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意识到，当人机边界被重新划定后，人的主体性正面临被弱化甚至被取代的危机。

进入 GenAI 时代后，更具智能性与可嵌入性的 AI 让主体性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当前的讨论主要聚焦于三个方向：一是 AI 是否突破工具属性而具备主体性与意向性；二是在人机协作的情境中，人的主体性是否会被削弱；三是面对这一趋势，人类如何掌握并维持主体性。

上述关于主体性相关的讨论揭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挑战：随着智能传播的对象从“人对信息的加工”拓展为“人与 AI 的协同加工”，意义生成与判断的主动权正在经历重新配置。在这一新架构中，学界关注的焦点逐渐从 AI 能否成为主体转向人在协同认知系统中如何维持自身的认知主动性。由此，认知传播学在 AI 语境下更需要重新回到人的问题，基于认知传播“以人为中心”的理论基础。这意味着，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如何在与 AI 共存的环境中，保持人的认知主导性与反思能力，从而确保传播活动的核心依旧根植于人类的理解、意向与价值之中。

（二）从具身认知到延展认知：替代性风险下的主体性危机

尽管前文强调认知传播仍以“人”为中心，但 AI 的深度介入正在改变认知的发生方式与结构。从传播学视角看，人机关系首先是一种认知关系，因此主体性的讨论需要依托具身认知与延展认知的理论视角。两种框架共同指出：一旦 AI 介入认知，人类在认知活动中的地位便需要重新界定，主体性危机也随之出现。

        具身认知强调身体作为认知发生的场域。传播研究唯有回到身体的世界，或重新将其置于智能主体的语境中，才能重建传播与人类存在的根本性关联。早在 1960 年，Licklider 便提出“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的概念，用生物学中的“共生” 隐喻人类与计算机的协作关系，认为二者可以通过互补优势共同构成问题解决系统。在智能传播语境下，这一命题被重新阐释：研究重心从功能互补转向了身体与 AI 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具身智能（Embodi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概念进入学术讨论，它指具备物理实体的 AI 技术，当前的具身智能大致可分为分离型、贯通型与缔合型。其中，ChatGPT 属于典型的分离型具身智能，虽具认知能力，却缺乏感知与身体嵌入。相较之下，空间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代表了具身智能的新方向：通过 NeRF、脑机接口与增强现实（AR）等技术，使 AI 嵌入身体感知与空间交互之中，成为具身媒介。在传播实践中，当空间智能进一步融入互联网营销系统，它将实现用户认知节奏、行为路径与组织结构的深度耦合。这一演化表明，AI 从外部工具转变为认知活动的嵌入式参与者，人机关系呈现出“共同协变”的结构。具身智能由此促使认知传播的焦点从媒介功能转向认知关系的再组织。具身智能通过重塑身体在认知中的角色，动摇了传统的认知边界，也为延展认知关于“认知可外置”的进一步主张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搜索公众号：“教育传媒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