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涛

何为中华文明标识？文明与文化可谓是相依为命，彼此包容，二者具有内在的相通性。作为一种外在的历史形态，文化必然流淌于文明的“躯体”之中，最终成就了文明的阶段、形态与境况。不难发现，以文明为认识概念，不仅有助于把握文化存在的基本模式和具体特征，也有助于认识文化的连续性和一体感。文明必然指向某种总体性、历史性的文化形态或后果，因此，唯有诉诸某种具体、有形、物质的感知对象——文明标识，才能真正勾勒出文明的线条、轮廓及形态。换言之，文明标识既是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构件”，也是理解文明意义的符号“载体”。一种标识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模样”，是因为其从文明中走来，携带着文明的某些基质，最终“言说”的是文明在社会微观生活层面的投射方式。

标识必然体现为具体的符号物。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明符号，文明标识往往承载着更普遍、更深刻、更经典的文化内涵，其经历时代的沉淀、文化的浸润以及思想的萃取，最终凝缩为一种携带着既定文化基质的符号形式。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文明标识的形成离不开三个至关重要的意义实践。

一是符号化，即赋予文化一定的符号形式，使其携带特定的意义，以解决文化传播中的意义问题。符号之功能便是承载意义，离开符号，意义将无从谈起。作为一种人为建构的象征形式，符号既是意义的存在居所，也是意义的形成装置。在历史的流变过程中，一种文化符号之所以会成为经典、成为标识，是因为其经历着永不停息的符号化与再符号化的过程。

换言之，文化符号的意义处于生成、流动与争夺之中，大浪淘沙，洗尽铅华，最终“沉淀”为一种经典、永恒的文化符号。

二是文本化，即赋予文化一定的表征形式，尤其是某种故事化的叙述形式，使其能够以故事的形式被识别、被传播，从而具有进入社会场域的潜能。一种文化形态或符号被文本化，意味着文化进入表征维度，拥有了一定的边界、结构和形式，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成为现实。如果说符号是意义形成的基本单元，文本则是意义交换的传播单元或形式。唯有在传播结构及链条中，文本才能与受众“相遇”，并释放出应有的意义和话语，最终作用于社会文化及观念的建构。实际上，当传播的逻辑和向度被打开时，文本化需要回应的重要命题是：如何获得更有效的传播潜能？这一问题涉及文本表征层面的故事化编码系统。一种符号形式一旦进入故事结构，其便具有被讲述、被叙述的可能，文本正是在这一结构系统中具有更大的传播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本化则意味着赋予文化一种故事化的表征结构和形式，从而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阐明相应的文化精神。

三是观念化，即赋予文化符号一定的精神价值和话语内涵，使其成为既定话语形式的凝缩标识。倘若一种符号仅仅体现为文化构成的基础素材，或者是文化诠释的征用对象，抑或是文化内涵的简单注脚，它便难以“堪当大任”，也就难以成为一种文明标识。换言之，文明标识之“标识”的内涵，客观上回应的是概念、范畴、观念维度的文明之本质问题，其最终打开的是文化认知的知识维度或话语维度——文明标识表面上体现为一种静态的文化符号，但在其身体里，沉淀的是文明的基因，流淌的是文明的血液，最终言说的是“文明何以如此”的阐释框架或观念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标识的形成必然在文化史或文化观念史中拥有一定的阐释“位置”——文明标识已然嵌入文化形成的知识或话语维度，成为文化观念的“投射物”，深刻参与文化形成的知识建构。具体而言，倘若一种文化符号能够作用于文化精神或价值的合法性建构，如回应一定的概念知识，或铺设一定的认识范畴，抑或参与知识话语的建构，那么，其便具有积极的文明标识之内涵。中华文明谱系中的“天人合一”“民为邦本”“亲仁善邻”等思想内涵的合法性建构，离不开特定文明标识的话语论证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因此，从传播的视角来看，如何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一种切实可行的认识路径便是沿着上述核心思想所铺设的价值范畴和认识框架，对中华文化资源进行符号化、文本化、观念化处理，使其成为言说和阐释中华文明之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的文化标识.....(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搜索公众号：“教育传媒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