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心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信息传播生态的重构，新闻传播实践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当下时代，心理学不仅是新闻传播学的基础工具，更应成为从业者的“第二本能”和认知直觉。本文回顾了心理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交叉历程，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传播实践的核心要求是“认知适配”，并针对性地提出通过案例库和心理工具箱建设、心理效应叙事模板开发及认知能力评估体系创设等创新方式，开发学科交叉知识地带的知识潜能，将心理学知识更好地融入新闻传播实践。

【关键词】心理学；新闻传播实践；“认知适配”；人工智能

一、学科交叉历程及其教育实践映射

（一）心理学对传播学的早期影响

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根源于“二战”后社会对宣传与信息控制的迫切需求。心理学在理解人类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的成熟理论与方法，为传播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和研究工具，早期学者中不乏心理学背景者，而一些奠基性人物如库尔 特· 卢 因（Kurt Lewin）、 卡 尔· 霍 夫 兰（CarlHovland）等自身就是心理学家，他们的理论视角和研究结果直接影响了传播学的发展方向。

在传播学发展初期，学者主要关注如何高效传递信息及衡量传播效果。心理学理论，尤其是关于态度改变和说服技巧的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学者深入探讨受众如何接收信息、如何受到影响以及新闻报道如何促使受众态度或行为发生变化。诸如“两级传播”“框架理论”以及“使用与满足”等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心理学的模型和概念。

基于上述背景，早期的新闻传播学实践教育关注如何通过信息传播改变受众的态度或行为，这一目标在当下仍然重要。学生需要了解受众心理学和行为学的原理，学习如何分析受众需求、预测受众反应，并根据这些心理学原则制定传播策略。例如在编写新闻、广告、社交媒体内容时，如何利用心理学原理（如情感调动、说服技巧等）提高传播效果。而在互联网普及之后，主流媒介技术从大众媒体转向数字媒介，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也开始重视如何评估传播效果，通过数据分析和受众反馈来改进传播策略。这种评估不仅限于量化的收视率、点击率等，还包含了数字时代的特有维度，尤其是受众“心理—行为”层面的变化，包括情感倾向、互动率等。

（二）媒介技术研究转向与心理学影响减弱

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传播学经历了显著的范式转型。学界逐渐突破传统心理学视角对个体认知与行为反应的路径依赖，转而将研究焦点置于媒介技术的本体论维度，即媒介本身的物质属性如何系统性重构信息传播的生态。这一被称为“物质性转向”（material turn）的学术思潮，标志着传播学从以“内容—受众”关系为核心的微观分析，转向对媒介技术中介性（mediation）的宏观考察。在此范式转型中，媒介技术不再被视为价值中立的传播渠道，而是被解构为具有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这种范式转型引发了传播学研究对象的三重位移：其一，从传播内容分析转向媒介基础设施研究；其二，从个体心理效应测量转向媒介生态整体分析，强调技术系统与制度结构的互构关系；其三，从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媒介工具论转向技术哲学视角下的媒介本体论，将媒介视为具有历史特定性（historicity）与政治潜能（political agency）的文化技术（culturaltechnique）。在此过程中，心理学范式的影响力逐渐式微，其局限性主要体现为“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难以充分解释媒介技术对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以及难以跨越微观认知模型与宏观技术环境之间的解释鸿沟。当然，这一学术转向不仅标志着传播学学科自主性的增强，更折射出数字时代技术逻辑对社会实践日益深层的“殖民化”进程。

学科理论关切的转向回应的是更为复杂的时代变化。对新闻传播领域而言，这种社会变化体现为信息技术极大丰裕，“媒介”一词的内涵被重塑。例如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实时分析、内容推荐和自动生成，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信息精准度。传播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媒介形式，而是融入了人际关系网、社交媒体、游戏、人机交互乃至元宇宙等多种形态。这些变化的连带反应则是学科的边界、对象、内容、实践都被重新定义，大众传播时代的采、写、编、评、摄，在“深度媒介化”的背景下已经被数据挖掘、算法生成、智能编辑等新技术手段所补充和延伸。信息生产不再主要依赖职业新闻人的判断，内容传播呈现出多屏互动、即时反馈和个性化定制的特征，打破了传统单向输出的信息模式。在新实践中，受众时而被动、时而是参与者和共创者。基于上述背景，新闻传播实践更强调信息传递的感染力和社会影响力，而心理学虽然在学科范式上影响力减弱，但其基本理论依然能够为实践教育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三）数字时代传播学与心理学学科交叉的范式重构

在传播学经历“物质性转向”并深度介入媒介技术哲学讨论的学术语境下，心理学的理论价值并未因技术中心主义范式的兴起而被消解，反而在数字媒介生态的复杂化进程中经历了批判性重估。尽管传播学研究因高度聚焦媒介技术的社会建构性而呈现“反心理测量”倾向，但社交媒体平台的多模态交互机制、算法推荐系统的认知渗透效应以及后真相时代情感动员的传播动力学等新兴议题，均揭示出心理学解释框架的不可替代性。

当前技术环境下，传播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呈现双重演进路径：其一，在微观行为分析层面，认知心理学为解析用户选择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工具，例如洞察个体信息处理机制，了解信息过载引发的决策疲劳、算法过滤气泡强化的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等；其二，在宏观技术批判层面，社会心理学通过揭示群体极化、情绪传染等技术中介的社会过程，为审视数字资本主义的治理逻辑提供批判视角。这种“微观—宏观”的双层解释模型，有效弥合了传统传播学研究在个体认知与系统结构之间的理论断层.....(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搜索公众号：“教育传媒研究杂志社”)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 2022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信息技术的‘工程隐喻’研究”（项目批准号：2022SJYB1421）；2022 年度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信息技术的‘工程隐喻’研究”（项目编号：22XM0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