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袁欣 王李霞

【摘要】网络情绪成为突发自然灾害中影响舆情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12·18 甘肃地震”在微博平台上的信息传播为案例，探讨突发自然灾害情境下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情绪分布及其对网络议程设置的影响。研究采用计算传播学研究视角，结合 BERT 深度学习模型，对微博的 23801 条文本数据进行情绪分析，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地震事件中网络情绪的量化特征与演变趋势进行描摹，试图从网络视角揭示媒体情绪如何影响公众情绪认知。研究结果表明，媒体情绪设置的效果在受灾地区与非受灾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均衡性，受灾地往往容易成为全国网络舆情中的“情绪洼地”；媒体的情感议程能显著影响网络议程设置的效果，特别是在不同情感效价下，积极情感比消极情感的议程设置效果更为显著。新闻媒体通过将积极情绪与灾难事件挂钩，从而在公众认知中形成了一种“灾难—救援—希望”的情绪链条，进而重塑了公众对灾难事件的情绪认知网络。

【关键词】议程设置；自然灾害；情绪分析

2023 年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发生 6.2级地震，共造成甘肃、青海两省 77.2 万人不同程度受灾，15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 146.12 亿元。不同于台风、冰雹等缓发性自然灾害，地震等突发性自然灾害无法通过风险预警、提前规划等方式降低灾难对公众的心理恐慌与实际伤害。因此地震发生时，社交媒体中呈现的公众情绪表达往往更集中、更激烈，也更为负面，这种情绪的力量有时会凌驾于事实之上，显现出“后真相”的特征，对网络舆论生态构成威胁。

在情感价值维度，媒体能有效安抚灾难情境中人们的负面情绪。传统媒体时期，这一目标多基于“议程设置”的效果论实现，基奥西斯（Kiousis）和麦库姆斯（McCombs）曾提到与其他属性相比，情绪属性具有更强大的议程设置效果。进入新媒体时代，情绪信息的扩散范围及影响力已远远超过媒体为受众设置议程的效果，然而“情绪”在“议程设置”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尚未展示出其作为关键性维度的原有价值性。

步入以“情绪”为中心的社交媒体传播时代，情绪问题在现实语境中的重要性凸显，而议程设置理论为情绪问题的疏解提供了某种现实层面的理论支持，利用情绪构建或重塑公众的认知地图，可能会成为媒体进行情绪引导和舆情管理的新方向。因此，探究情绪因素在网络议程设置中的作用机制更彰显必要性。鉴于此，本研究以“12·18 甘肃地震”在微博的传播为例，运用文本情感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对议程设置研究中较少关注的突发自然灾害议题展开研究。试图探讨在突发性自然灾害发生时，社交媒体平台所呈现的整体情绪状况如何，主流媒体是否通过议题设置中情绪倾向的选择对整个传播链的情绪状态进行引导，进而影响到公众对突发灾难的情绪认知。

一、文献综述

（一）突发事件中的网络情绪

从个体角度出发，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提出：“情绪意指情感及其独特的思想、心理和生理状态，以及一系列行动的倾向。”我国学者指出：“情绪是对外界事物的一种态度，通常伴随着认知和意识过程，它是对客观事物和主体需求之间关系的一种反应。”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有学者认为情绪是指一定社会环境下某一群体或某些群体或整个社会多数人所共享的情绪体验，通过个体间以及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传播，社会个体成员中具有共性的情绪感受逐渐发展成为社会情绪。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加便利了个体情绪的社会表达，致使个体情绪被网络的“放大镜”放大，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人类社会正步入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情绪过剩的“后情绪（post-emotion）社会”。在此背景下，网络情绪成为当前社会情绪最直观和真实的反映，是网民通过多种网络互动和传播途径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普遍情绪体验。

在既有研究中，突发事件一直是网络情绪研究的重点关注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我国将突发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类。根据形成的过程长短和缓急程度，自然灾害又可进一步分为突发性自然灾害和缓发性自然灾害。在有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情绪研究中，既往研究多站在舆论、舆情的角度来探讨情绪问题，将情绪作为推动舆情发展的重要因素 , 以进一步探究其在舆情周期和舆论引导中的关键作用。例如周书环和杨潇坤对新冠疫情下的社交媒体情绪共享类型、传播趋势及影响展开了实证调查，为政府在突发重大疫情中引导网络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姜金贵和闫思琦以“红黄蓝虐童事件”为案例，从内容层面深入挖掘了微博舆情的演化过程，发现主题和情绪的相互作用能够预测微博的舆情演化，帮助政府及利益相关者快速地应对舆情；刘丽群对网络舆情数据的主题建模研究提出社会计算对传统舆情的研究方法构成重要挑战。

然而，与其他三类突发事件相比，自然灾害在网络情绪研究领域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少，且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应用层面—对缓发性自然灾害事件中的灾难叙事和报道伦理问题展开研究。张梅兰和陈先红引入反身性理论，从“情感真实”等四个面向对新冠疫情的媒体叙事进行分析 , 发现媒体反身叙事能够形成灾难的情感动力；黄月琴对灾难叙事中的情感规驯进行了批判，认为媒体通过征用国家修辞进行情感动员，会面临公众“反鸡汤”的文化抵抗。整体来看，我国现有关于突发事件的网络情绪研究中，缺少对自然灾害尤其是突发性自然事件的关注，且主流媒体作为灾难报道的主体时，更侧重于实践层面的策略性情绪引导技巧，而对理论层面的原理探讨相对不足。由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

Q1：在突发性自然灾害事件中，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情绪分布情况如何？

（二）情绪与议程设置

1972 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McCombs）和肖（Shaw）在教堂山镇开展的一项有关政治竞选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大众媒体作为议题发布者能够显著地影响公众对议题的感知重要性，即传递对象显著性。据此，二人提出了著名的议程设置理论（第一层议程设置），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媒体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1997 年，麦库姆斯等人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了拓展性研究，通过结合内容分析和调查数据的方法，以西班牙地区的市政选举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大众媒体能够显著地影响公众如何认知新闻人物和议题，即传递属性显著性。由此，议程设置理论拓展为属性议程设置，从关注媒体影响人们“想什么”转为关注媒体影响人们“怎么想”。随着媒介生态环境的更迭，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互联网快速发展起来。2012 年，郭蕾和麦库姆斯等人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提出了网络议程设置，将议程设置理论拓展为三个层次。其核心观点是：影响公众的并非单一的议题或属性，而是由一系列议题属性所组成的认知网络，新闻媒体不仅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或“怎么想”，还可以影响人们如何将信息碎片联系起来，从而构建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有别于传统议程设置中线性、单一的认知结构，网络议程设置的提出建立在认知的网络结构化模式基础上，更强调不同关系节点之间的相互联系。

议程设置理论在众多学者长期的探索研究下逐步丰满完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方法上更加追求科学，从内容分析、调查分析到运用计算社会科学方法（如社会网络分析、大数据挖掘与自然语言处理等），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解释力不断增强。

议程设置理论也关注到了情绪的重要性，如属性议程设置将情绪当作一类属性进行研究，强调了媒体议程中的情感属性会对公众看待议题的情感属性有所影响。但在网络议程设置的相关研究中，并未对情绪或情感谱系进行系统化的阐述，仅将其作为认知网络中的一个普通节点。学者徐翔在其研究中正式提出“情绪设置”概念，主要关注媒介如何影响人们的情绪思考和观点表达，其核心是：尽管媒介在告诉人们“怎么想”方面可能不成功，但在告诉人们“以什么情绪想”方面却有显著效果。本研究延续了“情绪设置”概念的问题探讨，以深化网络议程设置中对情绪问题的理解，提出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Q2：媒体发布内容中所含的情绪倾向是否会对公众的网络议程产生影响？

Q3：不同情绪效价下，媒体对受众的网络议程设置效果是否存在差异？.....(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搜索公众号：“教育传媒研究杂志社”)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人工共情的多模态内容生成对消费者接受与体验的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240225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