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

【摘要】人工智能引发的“智能涌现”现象正深刻重构传播学的理论根基与实践疆域。本文以 “智能涌现”为轴心，结合智能传播前沿实践，提出传播学正经历四大范式跃迁：传播作用边界从内容领域扩张至人类实践全环节；传播元点从集群向个人迁移；传播动力让位于算力、数据与算法的价值匹配；传播内在逻辑发生“语法革命”。这一变革要求传播学构建“人机共生”新范式，以回应智能时代的学科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智能涌现；传播学；范式革命；学科创新

智能涌现与传播学范式革命：边界消融、元点迁移与语法重构——兼论传播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学科创新人类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当大语言模型能够瞬间生成论文、解答难题，当 AI 医生诊断癌症的准确率超过 98%，当算法可以替代 80% 的标准化工作——这些由生成式 AI 所创造的智能涌现技术的奇迹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也包括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及其实践逻辑。那么，什么是智能涌现？智能涌现技术将会给传播学的学科重构带来哪些深刻而重大的改变？这是当下发展中亟待认识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涌现”“智能涌现”与传播的范式革命

“涌现”是指在复杂系统中，由多个简单个体通过相互作用和协同，形成具有整体性、不可还原性和超越性的新特性或行为。这种特性在单个个体中并不存在，但一旦系统达到一定规模或复杂度，就会自然地“涌现”出来。“涌现”现象通常表现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系统整体表现出的特性无法通过单个部分的特性简单推导出来。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涌现”是复杂系统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它强调的是系统内部的自组织、自适应和自演化能力。例如，蚂蚁群体通过简单的个体行为规则，能够实现复杂的巢穴建造和食物搜索任务；神经网络中的神经元通过简单的连接规则，能够产生高度复杂的认知功能。

“智能涌现”是“涌现”在人工智能系统中的具体体现。它表现为：当一个由多个神经网络或智能体组成的系统达到一定规模时，它们能够自发地产生出超越个体能力的智能行为。例如，当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如 GPT）的参数和数据量达到一定水平时，它突然能够生成高质量的文本、理解复杂语境，甚至进行推理和创造。这种能力似乎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通过显式编程实现的，这就是“智能涌现”的体现。

“涌现”和“智能涌现”为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展开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传统传播理论中，传播被视为“点—线—面”之间的信息传递过程，而“涌现”则强调的是系统整体的复杂性与自组织能力。这使得传播理论不再局限于“点—线—面”的行为分析，而是转向系统层面的动态演化。

在传播实践中，“智能涌现”带来了深刻的变革。首先，它推动了传播技术的智能化发展。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内容生成、个性化推荐、智能客服等传播服务变得更加高效和精准。这些技术的“智能涌现”能力，使得传播不再依赖于人类的直接参与，而是通过算法和数据的自我演化，实现传播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其次，“智能涌现”也改变了传播的边界和形式。在传统传播中，传播的主体通常是人，而在智能传播中，传播的主体可以是人、机器，甚至虚拟实体。例如，智能音箱、智能助手、虚拟偶像等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它们通过“智能涌现”能力实现与用户的互动和交流。这种传播方式的变革，使得传播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媒介和渠道，而是扩展到更广泛的数字空间和虚拟空间。

概言之，在智能传播中，传播不再是单向的信息传递，而是多主体、多通道、多维度、多模态的互动过程，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智能涌现”标志着传播从“媒介工具”向“社会操作系统”的跃迁。传统传播理论将传播视为信息的传递过程，而“智能涌现”则揭示了传播的复杂性与对于人类实践的自组织性。生成式 AI 正在迅速成为人类实践全领域、全要素整合的促进者、设计者与运维者，成为深度媒介化社会的“操作系统”。这种“操作系统”不仅整合信息，还整合情感、认知与行为，推动传播从“麦克风”向超级连接的“平台型媒体”实现巨大的跃升。

二、“智能涌现”下传播的作用边界得到极大的扩张，角色扮演也得到了极大的转型

智能技术推动传播从“媒介工具”升维为 “社会操作系统”，其作用边界已突破传统内容范畴，深度嵌入人类实践的全领域、全环节、全过程。

（一）传播即实践：智能技术对于行动者网络的重构

在“智能涌现”的背景下，传播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媒介工具”功能，而是演变为一种“实践”，即智能技术通过其“行动者网络”重构了传播的边界与机制。智能体（如 ChatGPT、DeepSeek）成为具备自主行动能力的传播节点，传播不再局限于人际或大众媒介，而是覆盖生产、消费、治理等全链条。这种“行动者网络”的重构使得传播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人类，还包括智能体、虚拟实体等“非人”行动者。显然，在智能传播中，机器不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具有智能算法属性的行动者，与人类共同构成传播网络。这种人机关系的深化，使得“信任”成为智能传播中的关键要素。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智能化时代的技术信任成为人际信任形成的重要因素。在智能传播中，用户对 AI 的信任不仅影响其使用意愿，也影响其行为模式。因此，如何构建“非工具性、非依赖性的理性社会规范”，以满足意向、能力、善意、心理积极等需要，成为智能传播中的重要课题。

（二）传播的泛媒介化与全链条渗透

“智能涌现”推动传播从“媒介工具”向“社会操作系统”的跃迁，其作用边界已突破传统内容范畴，深度嵌入人类实践的全领域、全环节、全过程。生成式 AI 不仅能够生成文本、图像、视频等多模态内容，还能够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情感反应与决策逻辑，从而深度嵌入人类的日常实践。例如，AI在教育、医疗、法律、艺术等领域的应用，已经超越了传统媒介的“信息中介”功能，成为“实践中介”。

在智能传播中，传播的“操作系统”属性体现在其对社会结构的重构。例如，生成式 AI 推动了“微内容”的涌现，模糊了人类与非人类要素在内容生产中的界限，使“提示工程”成为新的核心能力。同时，AI 还推动了“平权结构”的涌现，使人类与非人类要素在传播中达到平等地位，从而重构了传播的权力关系.....(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搜索公众号：“教育传媒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