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云亮  李源

【摘要】文明话语是一种历史性话语，又是一种实践性话语，其演化过程与新闻传播学知识谱系的形成有着紧密关联。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依赖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表征民族复兴和文化强国建设的学术重任。政治文化实践、历史遗产精髓、数字技术发明，决定着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体系、价值体系和技术体系。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基底，创制具有中国独特性和世界适应性的新闻传播学知识谱系、话语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的旨归。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文明话语；自主知识体系；文明传播

一个时代的发展，不只是物质财富、科学技术和生活水平的丰裕、提升，还是精神意识、价值信念和文化素质的延展、完善。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和创造性工程的不断落实、推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及知识体系的建构，提出越来越高也越来越迫切的要求。近年依循习近平总书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科学论断和思想指引，学术界不同学科、知识领域的学者相继对本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目标、性质及实践路径，都有较为全面且不乏精到的阐述，给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体系建设和话语建设，开拓了多元思考的框架和空间。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种肩负信息传递、舆论引导和服务大众的新兴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的创制和构建自然也受到学界、业界的关注和重视。本文试图以文明话语的历史演化和当下实践为视界，在之前众多关于新闻传播学整体和分支学科研究基础上，重新探寻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内核，以期为新时代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新的阐释路径和认知范式。

一、文明话语的现代演绎与传播面向

文明和文明话语，既是一个流动性的过程，又有其相对稳定的内涵。首先，文明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生、演进而逐渐成形的。在学术研究话语里的普遍共识是，一万多年前文明业已开始，并在社会文化的变迁、政治制度的更替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显示出既具普遍性又兼有特殊性的形态；同时历史的复杂演化也带来不同阶段对文明认知的差异，于是亦有古代和现代之分、自我和他者之别。其次，从其具体涵盖的内容，尤其在现代文明的知识体系中，文明往往被视为具有固定群居物质生活基础的、一定数量的人群型构的“政治秩序”和“精神生活形态”的“开化状态”。这意味着，文明既是人类自身存有的高级属性，又是人类创造的一个过程、一种状态，是与人类的生存方式、生命方式息息相关的意义结构和话语实践。文明的历史性分割，同时还带来不同层级的价值评判和优劣认定，特别是在西方话语处于主导地位和霸权时代，文明似乎与西方现代性进程中的制度、文化、观念形成一致性甚至同质性。这种文明的等级化、进阶化的知识逻辑直到今日依然有其市场，成为文明史、知识史书写的核心理念。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型国家，有关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指称和叙事由来已久，并在此基础上成就绚丽灿烂的文明、文化百花园，其中尤以黄河、长江独特的地域特征为标识，孕育出独具民族特色且富有想象力的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美籍华裔学者谭中认为，长江、黄河在地球上划出偌大的被国人视为“天下”的空间，使得这一“地理共同体”成为中国人共有的生存空间，进而发展为区别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文明共同体”；从地理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到社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最终为“大一统的局面打下了基础”。但是，由于古代中国的相对封闭性、中国与周边交流和沟通的有限性，中华文化、文明在其生成、演进过程中，在极具体系化和包容性的同时，相对缺乏与世界其他文明形态的广泛交流和深入接触，也会引发语义、内涵的误读甚至误解。一些西方学者，有意或无意地将中华文明看作“中国中心论”、农业文明的代名词予以贬斥。以中心 / 边缘、文明 / 野蛮的视角看待中华文明，其实是近代以降域外学术话语的典型话术，突出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逻辑，是意识形态偏见、文明优越论的一种演绎和体现。

尽管“文明”一词我国古已有之，但作为学术话语之一的文明话语却是一个舶来品。在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文明话语是作为现代性话语的一部分引入中国知识界，并成为评判制度设施、社会文化的价值圭臬。鉴于近现代社会独特的生成语境及其学术思潮的多样性和混杂性，有学者将中国的文明话语接受来源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大写的文明概念”，一是“复数的文明概念”。前者是“进步主义的和一元论的”，属于早期知识精英接受和传播的文明话语，以此反观中国历史的变迁；后者是“多元的”，涵盖人类不同的文明类型和形态，因其开放性和包容性“成为中华民族构建的重要基础”。无论“大写的文明”还是“复数的文明”，都意味着现代中国话语开始从单一的国家话语，走向更具开放性、更具亲和力的文明话语；文明不只是物质基础、精神生活相聚合、统一的基石，还是形成族群、国家认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心问题。不同的学科知识抑或专业领域，亦需通过这一核心命题重新考量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制，并为适应新时代急剧变化的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及科技发明的挑战提供学理论证。

在中国知识界，将文明与传播嫁接起来并予以专业性、系统性思考，可回溯至 2006 年首届“文明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与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联合撰写、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涉及文明传播的内涵界定、文明话语的历史发展及文明与传播的关系问题，尤其对文明研究如何拓展、深化和创新新闻传播学学科知识、理论视界，有着较为新颖的认识。在报告编写者看来，文明传播就是人类在交流过程中克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重重矛盾的努力中“所达到的历史进度和高度”；以文明传播的理念嵌入新闻传播学研究之中，可能成为学术话语创新的突破点，“其学术意义绝不亚于当年引入西方传播学的意义”。20 年过去了，尽管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结构、话语方式和问题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技术发明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一种新型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谱系和话语体系正在逐渐脱茧而出，但其立足于人类文明史、文化史的宏观视野，直面当下现实传播问题的实践勇气和首创精神值得称道，在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建构的探索过程中，更是具有启迪和引领作用......(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搜索公众号：“教育传媒研究杂志社”)

本文系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体系改革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1jyxm051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