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凯

【摘要】本研究梳理了中国新闻与传播学定量研究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其作为主流研究范式的确立及其在方法论上的演进。文章回顾了“北京调查”等奠基性研究对定量研究范式的推动作用，并分析了围绕定量研究与批判研究、定量与定性方法、大数据与小数据等问题展开的三次重要学术争论。通过对 2024 年新闻传播学四大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发表的定量研究论文进行分析，本文总结了当前定量研究在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的最新趋势，并指出当前研究仍然面临数据代表性不足、方法单一、理论深度缺乏等挑战。研究认为，定量研究范式已成为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的重要学术传统，但在未来发展中，应加强数据获取的规范性与代表性，提升研究的可复制性与可验证性，促进不同方法论的融合，并推动定量研究与理论建构的深度对话，以更好地适应社会计算与智能传播时代的学术需求。

【关键词】定量研究；“北京调查”；研究范式；方法论争议

一、中国新闻与传播学定量研究的源头与进路

1982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的“北京调查”被普遍认为是我国现代受众研究的开端，受到了国内外传播学者的高度关注与普遍赞誉，美国著名传播学家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称其为“中国在传播研究领域中最早的科学成果”。发起人陈崇山认为“北京调查”在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史上具备三个层面的里程碑式意义：首次对大众媒体进行综合考察；首次运用社会统计方法；首次采用现代化的统计技术（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分析。虽然在“北京调查”之前，复旦大学新闻系 77 级学生也使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实证研究，并且对“北京调查”的成员产生了影响，但学界普遍认为“北京调查”是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本土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开端。

“北京调查”采用的问卷调查为核心数据来源的受众研究成为千禧年之前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客观上推动了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在我国的普及。该研究的变量设计除了人口学变量、媒介使用行为等变量之外，还设计了媒介的信任度等问题。其后的一系列研究，受制于数据获取能力与技术的限制，往往都局限于区域性的研究，例如 1992 年由陈崇山和柯惠新等主导的被称为第二次“北京调查”的《新闻传播与精神文明》课题， 1984 年由祝建华主持的“上海郊区农村传播网络的调查分析”，这两项研究分别采用 IBM/370 大型机 SPSSX、SPSS /PC + 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其后，出于调查结果亟须推断全国受众总体状况的需求，跨区域的受众问卷调查也开始出现。1990 年，为了评估北京亚运会的大众媒体传播效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等 8 家单位发起“亚运会广播电视宣传效果调查”，该研究的数据分析由北京广播学院柯惠新负责，建立了广播电视传播效果模型，调研样本覆盖全国，分析技术包括结构方程模型与回归模型等；祝建华先后于 1997 年、1999 年和 2000 年研究了我国跨区域的电视机、住宅电话与互联网的创新与扩散，这些研究创新地采用 Logistic 回归等分析技术，使得我国传播学的定量研究从研究设计、统计技术及分析深度上进一步接近国际社会科学的先进水平。

在商业的推动下，一些收视率公司和市场调查机构积极建立全国性的受众样本库，政府和学术界也积极建立可以瞄准全国、推断总体的媒介及互联网数据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1997 年 12 月 1 日发布《第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公布网民数量等宏观数据，其后每半年公布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从 2000 年发起《对“互联网在中国五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的使用状况及其影响”》的研究，该研究一直持续到 2007 年，支持了我国早期的互联网历时性研究。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从 2003 年开始实施，自 2005 年第一次加入了媒介使用行为的问题，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CSS）也涉及了媒介使用等方面的题目，以全国抽样、问卷调查的形式支持了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的截面与纵贯研究。此外，复旦大学与北京大学都主导了质量较高的以问卷调查为核心数据的传播定量研究。

按照拉斯韦尔的 5W 的分法，以“北京调查”为代表的定量研究一般被归于受众研究的范畴，由于这些研究最终着眼于传播效果，因此，无论从方法论还是从研究实操及目标来看，都与哥伦比亚学派的拉扎斯菲尔德的效果研究路径更为接近。这些早期的传播定量研究在具体方法选择上，也基本上采取了与拉扎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学派近似的研究路径，分析数据时常以描述统计、详析模型、回归模型、因子分析及结构方程等分析模型为主，在研究设计、问题意识、理论框架等前期阶段，及运用数据来形成理论建构及与理论对话方面还存在较多薄弱之处。

“北京调查”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仍旧存在较多的问题，甚至与美国传播学早期的佩恩基金会电影研究、伊里调查等相比也存在方法论和分析深度上的不足，但其对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后续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实证研究方面，“北京调查”确立了以媒介受众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统计抽样和问卷调查为数据获取方法，以截面的属性变量的描述、相关与因果为主要分析路径的定量研究范式。

二、传播学定量研究的三次争论

根据陈力丹的考证，1987 年新闻传播学在中国才被承认为一个学科，而传播学的引入对传统新闻学研究人员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层面造成巨大冲击。由于学科思维的差异和历史的原因，在美国作为主流范式的实证研究在国内遭遇了不小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定量研究与思辨和批判的研究范式、定量与定性的研究视野及近年来定量研究中大数据与小数据的研究争论。

（一）批判、思辨与定量的传播研究

在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上，关于研究方法存在两个误区。其一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不足，对作为理论体系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和作为工具的研究方法缺乏了解，尤其是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的认识，常常错把探索性结果当作理论性检验的结果公布，且不做任何信度、效度方面的评估。其二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新闻与传播学界都将思辨的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相混淆，这主要由于国内的传播学研究人员大多来自新闻学学科，而新闻学学科由文学发展而来，继承了“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传统。

定量研究与批判研究在西方传播学发展早期就有过交锋。在广播研究项目中，拉扎斯菲尔德邀请法兰克福学派的阿 多诺加入，但研究旨趣的巨大分歧使得两人最终分道扬镳，然而两种方法论的争论却没有造成传播研究方法论的进一步分裂，反而促进了欧洲的批判主义与美国的实证主义之间的对话与相互借鉴。在迪凯特研究中，注重个人行为变量的拉扎斯菲尔德与强调宏观社会结构的米尔斯也因学术视野的不同而决裂，后来因为《社会学的想象力》名声大噪的米尔斯也在书中无情地批判道：“抽象经验主义更关注科学哲学，而非社会研究本身。”然而，作为一个坚持实证主义的“行政管理”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在沉醉于发明传播研究的工具及引领传播效果研究的新纪元时也强调批判的反思，例如大众媒体的麻醉功能就由他与默顿共同提出。

陈力丹认为，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方法遵循人文 - 历史 - 哲学的思维模式，同时带有较强的经验描述性质，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是我国新闻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彼时的新闻学研究“尚谈不上学科的研究方法”，甚至定量分析的方法被批判为“唯心主义糟粕”。在传播学理论逐渐被接受的浪潮下，传播学的经典研究中携带的研究方法也逐步被我国学界接纳，尤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媒介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市场力量进一步推动了受众研究的发展，开启了探索中国本土化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新阶段。

（二）定性与定量的传播研究

早期的传播学研究历史充满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争论，例如芝加哥社会学派所做的传播研究以社区调查、访谈、历史档案等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和实验较少。但是，19 世纪 20年代，关于电影效果的佩恩基金研究的大部分研究人员都来自芝加哥社会学派，而佩恩基金研究是一项以定量研究为主的研究，被罗杰斯评价为传播效果研究的起源。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布鲁默也是该项目的重要成员之一，他曾经指出，“我怀疑它（统计学的效果研究方法）没有准确地反映出大众传媒在现实中的运作，它设置许多具有伪命题的假说，并得出了错误的推论”。于维也纳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拉扎斯菲尔德虽然主要以定量的传播效果研究闻名，然而他也致力于打破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界限，创新地将定量与定性研究资料应用于媒介研究中，他与默顿共同发明了焦点小组方法，也是三角互证策略的早期倡导者。在我国，当实证主义的重要性被提上议事日程，定量研究由于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相似而率先拥有了更高的接受度，定性研究的重要性在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中反而被低估......(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搜索公众号：“教育传媒研究杂志社”。）

本文系 2020 年北京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创新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多学科融合型社会科学大数据方法课程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