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寰

“实证”在新闻传播学的整体话语语境中，经常被“想当然”地将之与问卷、实验、内容分析、计算社会科学等定量研究范式画等号，甚至被有些人认为是与理论研究相对立的存在，造成研究路径上的没有必要的分野，一旦一位学者说自己是做实证研究的，马上会被理解为做量化研究的（也许拉扎斯菲尔德的影响过大），自然被划入非理论研究，直至被认为不是做定性（质化）研究的，导致以田野、定性（观察、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学者一定要强调自己做的是定性、民族志的。这个误解弥散在新闻传播学的几乎所有场域，没有人为之辩解，也辩无可辩。

一、“实证”之困

我们需要回归到“实证”的本意，重塑新闻传播学科对实证研究的预期与理解。

“实证”不是一个外来词，中文本意就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庐江水》载“斯耳传之谈，非实证也”，《宋书·范晔传》也载“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已经将“实证”这个词说得非常明白。

“实”的本意是：实在、实情、实际、实践。“实”对应的词汇是：虚、伪、假、空。

“证”的本意是：凭据、证据、证明、证伪。“证”对应的词汇是：想象、猜测、假象、空谈，甚至指鹿为马。究其根本，实证是为了客观化判断。

当然，外来词“实证主义”作为社会事实学派，比如孔德、涂尔干、布劳、拉扎斯菲尔德等推崇的研究路径冲淡了人们对“实证”本意的求索，而直接跟社会定义学派（比如韦伯、舒茨、米德、伽达默尔、加芬克尔等）、社会冲突学派（比如法兰克福学派、达伦多夫、科赛等）和社会心理学派（比如弗洛伊德）对立起来。

但是即使这样，我们回溯实证主义学派的创立者孔德的学术志趣时也不是现在弥散的误解。孔德提出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创立社会科学研究路径时，最经典的论断是“观察优于想象”（定性研究方法），直接批判的是弥漫在当时欧洲的神学（《说经解注》）和形而上学。孔德将实证主义上升到实证哲学原理并作出 6 点规定：现实的、有用的、确实的、正确的、积极的和相对的。孔德的理解与中国古代对实证的理解异曲同工。

所以，“实证”之困乃庸人自扰式的存在。回归其本意就是新闻传播学科的必要路径，无须去辩。相信人们不会为“实在、实情、实际、实践”而困惑，也没有人为“凭据、证据、证明、证伪”而迷茫。

二、“实证”之醒

如果回归到“实证”的本意，很多东西就自然“烟消云散”了。理论需要立足于“实”，论证讲求“证”，这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因此现在谈“实证”，反对的就是自己的观点集合式写作（不是科学路径）、感受式论断（主观而不是客观的）、概念式的堆砌（概念套概念，以为是概括了社会现实）。

细致说来，观点集合式写作就是对某一个现象有一系列看法，也许很独到，也许也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有所裨益，但是少了“实”的证据找寻；感受式论断不是不可以，而是前科学，可以在散文与杂文中表明自己的观点，感性多于理性，经常因为不完备而不攻自破；概念式的堆砌更是一种学术“高深”式的不知所云，国外有一位学者概括了一个词汇，中国马上就出现了这个现象，比如近期流行的词汇被乱用的比例很高，如“信息茧房”“数字游民”“凝视”等，不是这些词汇不能用，而是不能乱用，如一位师长（社会学家）所说：“信息茧房是个筐，有实无实往里装。”

如果回归“实证”的本意，我们就会明白，“实证”的基本过程就是调查研究。2023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到地方考察，总要到农村、城市社区，看看人民群众生活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我们解决。”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了解群众需求，切实解决广大百姓关心关切的利益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为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指明了基本方向。

2025 年 3 月，我刚刚履职《教育传媒研究》杂志的学术主编，从今年第 3 期（5 月）开始，将“实证研究”确定为一个独立栏目，算是制度化地为实证研究正名，包括定量研究：问卷、实验、因果推断范式；定性研究：访谈、观察（含民族志、社区研究、参与观察、陪伴购物、间接观察、机器观察、网络民族志等）；内容分析（含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知识图谱、文本挖掘、主题词文本挖掘、数据可视化、数据新闻等；大数据与计算传播；实证研究所有领域的综述。

三、“实证”之路

虽然学科不同，但只要研究中用到“方法”，大家对袁方先生的名字不会陌生，他在改革开放后与费孝通、雷洁琼先生一起重建了中国社会学专业，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第一任系主任，也曾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1991-1996 年），现在涉及调查研究方法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副主编王汉生，1997 年）主要策划者、组织者、主编，袁方先生培养了社会学研究方法领域众多的学者，知名的如王汉生、风笑天、林彬等。袁方先生一生坚持“求实有据有理”，所有研究要依据科学路径。今年不仅是袁方先生逝世 25 周年，也是其主编的中国最早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著作之一的《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副主编林彬，1990 年）面世 35 周年。

实际上，不仅仅是袁方先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众多学者都积极投身到“求实”的调查研究之中。我想从以下几个角度梳理改革开放之后的调查研究路径，虽然是不完全统计，但是为了参与记录学术先辈的历程。

（一）社会学领域

1980 年，费孝通从江苏吴江县开始进行小城镇研究，1982-1984 年，以小城镇为中心的研究，形成了覆盖十余个省市区的田野调查研究网络（质化研究）。

1982-1983 年，由雷洁琼指导，刘英（中国社科院）、潘允康（天津社科院）、薛素珍（上海社科院）主持，沈崇麟（中国社科院）、刘金云、张雅芳、杨善华（北京大学）、刘炳福、仇立平、范伟达（复旦大学）、夏文信、宋践、李东山、吴本雪参与，对中国 5 个城市的 5057 位已婚妇女和 4385 户家庭进行了深入的“中国五城市家庭研究”（大型定量研究）。

有据可查的，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调查研究是在 197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北京和四川两地展开了一项大规模的“中国青年生育意愿调查”，涵盖了七千多个样本。

1986 年，卢淑华（北京大学）主持了北京市生活质量与生活形态调查（定量）。

1986 年，王思斌（北京大学）在河北农村进行婚姻家庭方面的田野调查（定性）。

（二）新闻传播学领域

1982 年由中国社科院陈崇山发起的“北京调查”被普遍认为是我国现代受众研究的开端。1984 年由祝建华主持的“上海郊区农村传播网络的调查分析”。1986 年，甘惜分（喻国明等参与）筹建了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舆论研究和民意测验的学术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筹建和调研工作，随即开始了舆论与民意的研究。

（三）政治学领域

1988 年，张 明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中国公民的政治素质、政治态度与观念进行了调查。

（四）大学生调查研究

1987年，郭景海（北京大学）、郝平（北京大学）主持，刘德寰、杨立伟等参与的北京五所高校大学生政治思想与态度调查。1988 年，王殿卿（首都师范大学）主持，靳诺、刘德寰、杨立伟、黄东友等参与的“改革开放对大学生影响”的大型调查研究。

（五）政府主导的调查

1987 年 5 月，经国家体育总局（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批准，中国社会调查系统（具体负责人杨冠三）成立。中国社会调查系统是在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大量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建立的，是第一个全国性的民意调查机构。

（六）民间与商业调查研究

中国社会调查所（1986 年，负责人杜岩）、中国调查事务所（1987 年，负责人李冬民）、中国社会调查中心（1987年，负责人周拥平）、广州市场调查公司（1988 年，负责人包括吴钢民、陈进等）成立，从事商业调查研究成为现代中国调查研究机构的萌芽。

当今，新闻传播学科正在经历着结构性变革初期，实践是根，研究方法是干，理论是果实，不能偏，也不能割裂。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含传媒现象），有方法无理论是现象描述，不是研究；无方法有理论（不包括理论探讨）是想法，不是学术，需要验证真伪；而实践实在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副院长，《教育传媒研究》学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