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路路  朱晓琳

【内容摘要】新时代以来，在文学、电影、电视、纪录片等领域均涌现出一批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的非虚构文艺作品的优秀成果。纵观此类作品，从反映传统故事到聚焦现实事件、从文字产出到影视呈现、从个体生成到流程化制作，无不在内容创作、生产机制和价值导向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创作规律。本文着眼新时代非虚构文艺作品的系统研究，探析人民美学、民族传统、伟大梦想在创作中的驱动力，总结媒介技术与市场经济在生产过程中的辅助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意义解读，旨在为后续非虚构文艺作品的创作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非虚构文艺；溯源；介入；认同

“非虚构”作为舶来品，引入国内已有四十余年。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内涵由原先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等文体，逐渐演化成包含文学、历史、新闻、电影、电视等在内的，介于文学和影视之间的一种“跨媒介”和“跨文体”的文类集合。新时代以来，非虚构文艺创作不断突破题材内容和书写形式的壁垒，在文学、电影、电视、纪录片等各领域涌现出一批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的优秀成果。这些作品以真实为基础，以纪实为主线，兼具人民性、民族性、时代性与创新性等特征，一定程度上成为联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的指引下，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非虚构文艺创作的研究，系统把握其创作的内在动力、生产机制以及价值导向，具有重要的意义。非虚构文艺创作通过多面相的观察和叙事，多维度展现现实生活的本质真实。深究其中的创作规律，可以从“溯源”“介入”“认同”三个层面进行阐释。

一、溯源：新时代非虚构文艺创作的基本遵循

新时代以来的非虚构文艺作品致力于寻找现实的真相，在真实性和艺术性的维度上，实现媒介版图的扩张。真实的故事具有本体的意义，虚构、想象、联想作为创作手法渗透其中，成为真实故事艺术化的表现形式。与虚构故事不同的是，非虚构文艺创作的本质是依靠真实的事件与受众形成情感上的链接和互文，创作者“因事生情”，而非因文造情，换句话说，与人相关的价值判断、存在方式、精神活动，作为被记载的“现实”，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创作之源。这也是新时代以来非虚构文艺创作的动力基础。

（一）人民美学的彰显与表达

从创作内容看，新时代以来的非虚构文艺作品遵循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力求呈现人民的生活现状和情感诉求。这正符合“扎根人民、表现人民、为了人民”的文艺观。毛泽东认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因而文艺作品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追求美学品格，将广大劳动人民的审美实践当作研究对象，坚持“人民美学”的立场。

“扎根人民”是指叙事视角立足平凡个人。以报告文学以例，何建明的《浦东史诗》在坚持国家叙事这一基本命题的基础上，将宏大叙事与小微叙事相结合，在个体命运的书写中折射出浦东气势恢宏的史诗延宕。在取材自港珠澳大桥建设的作品《大桥》中，何建明坚持以人为本，认为“Y”形桥就像“人”，即一群让世界同行敬畏的中国工程师。这也反映了何建明扎根人民的文学自觉。影视创作方面，纪录片《超级工程》《山路弯弯》《我们的四十年》等通过记录不同梦想、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个体命运，还原并拼接中国人共同的集体记忆和内心世界。电影《钱学森》《中国机长》《攀登者》、电视剧《焦裕禄》《马兰谣》《最美的青春》等以“小人物、大时代”为旨要，再现时代风云人物，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人民史诗。

“表现人民”是指叙事主体聚焦人民群众。报告文学《北京风暴》《农村留守妇女生存报告》《命脉》《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等直击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态现状、伦理选择、历史记忆；电影《亲爱的》《湄公河行动》《我不是药神》等聚焦民生痛点，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现实关切；电视剧《人民检察官》《最美逆行者》《破冰行动》等多角度透视转型时期各行各业的生存面貌；纪录片《科举》《春晚》《零零后》等以相关群体、事件的变化成长，折射时代的变迁。这些非虚构文艺作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关注社会民生，关心伦理向度，实现现实生活本质真实的再现。

“为了人民”是指叙事内容传递大众的精神需求。报告文学《美丽的夭亡》字字写尽了一个父亲眼睁睁看着女儿走向夭亡的痛彻心肺，舐犊之心殷殷可鉴。电视剧《天梯》改编自重庆的一对感人忘年恋，六千多级“爱情天梯”冲破了世俗的界限，呈现人世间最深切的情感。纪录片《军工记忆》低视角挖掘尖端军事武器研制过程中的生动故事，充分展示研制者的内心世界和人文情怀，体现了新时代非虚构文艺作品将人民群众视为创作主体，以人民群众作为创作中心，从而在此过程中实现个体情感表达与时代命题书写的和谐统一。

（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再生产

民族文化是一个时代下文艺创作的观照点，任何一部作品都需要在文化的土壤上审视自我，并适时地重塑自我。由此，如何让民族文化适应时代发展的洪流，并呈现出具有时代性的价值内涵，则显得意义深远。有学者认为，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国家在被看见、被认知、被爱戴之前，必须借助特定的象征物使之人格化、形象化。同理，民族文化也需要借助特定的象征实现具象化和人格化，使民众能够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系统直观地感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 （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见《教育传媒研究》2024年第2期，本刊已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相关学术数据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非虚构文艺创作研究”（项目编号：20BZW04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潘路路系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朱晓琳系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