郅慧  周敏

【内容摘要】本文考察了 2023 年我国风险传播领域的研究焦点，系统梳理了 2023 年我国风险传播研究在理论考辨、议题创新与本土化实践等方面的突出特征。研究发现 2023 年风险传播领域在聚焦常规性议题的同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带来的传播生态变迁中提出了具有前瞻特色的重要理念，立足于中国本土化语境和社会边缘群体的研究体现出风险传播领域的开拓性和人文色彩。未来可采用跨学科方法聚焦传播生态中的新问题，提升理论和视角的本土适应性。

【关键词】风险传播；风险感知；媒介化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

风险传播是个人、组织和机构之间与风险评价、风险描述和风险管理相关的信息交流活动。本文选取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的 CSSCI 期刊，考察 2023 年我国风险传播领域的研究焦点，系统梳理了 2023 年我国风险传播研究在理论考辨、议题创新与本土化实践等方面的突出特征，分析总结我国风险传播研究领域的热点前沿。

一、风险事件中的公众感知、记忆与社会信任

发生于不同领域的风险事件成为风险传播研究中的现实参照，学界聚焦具体风险事件中公众的风险感知、社会记忆与社会信任，并基于此重新思索主流媒体的角色担当。在国内发生的风险事件中，学者邵鹏、王晟研究了社交媒体中 PX 项目的风险记忆演化，运用大数据挖掘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11 年至 2021 年间的微博 PX 项目样本进行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发现关于 PX 项目的风险记忆几乎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微博 PX 记忆书写存在着当下记忆与过往记忆、理性表述与情绪记忆、利益主张与风险记忆三组矛盾的拉锯与纠缠。主流媒体应当在事件热度消退后，适当地对科学议题进行追踪报道，注意对媒介记忆进行维护和“保温”，也应注意加强连续报道和深度报道，注重对过往媒介记忆的重新激活、整理和建构，从而纠正过度偏离的风险记忆，促进科学认知的重建与传播。邓理峰以文本数据挖掘和内容分析为研究方法，对 2013 年 7 月在我国广东江门反核事件过程中搜集到的 5000 多份电邮和电话展开分析，并综合比较媒体报道、关键人物的深度访谈等数据，对江门事件中核电风险沟通中的不信任及其成因作了剖析。研究认为，信息不公开或无效公开导致既往事件累积下来的信用赤字及其跨行业跨领域外溢，往往是导致社会不信任的历史肇因。价值观差异甚至冲突是激发社会不信任的文化肇因。对立与对峙的非常态关系和社会情境是导致社会不信任的情境肇因。郭小安、周子琪、李泽源以 2022 年重庆山火事件为例，分析重大风险事件中短视频的传播策略及共情传播效应。官方媒体发布短视频在舆论引导、价值建构、社会动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自媒体发布短视频数量较多，通过平民化视角和贴近性报道获得关注但产生共情效应的比例偏少，二者共同推动民众参与灭火行动，实现线上、线下社会动员。国际范围的风险事件亦得到学者的关注，以此建立风险感知和扩散的理论模型。郭羽、侯永康、樊凡以日本核污染水排放事件作为探究风险传播的案例，构建了消极情感、风险素养和媒介接触对公众风险感知和风险扩散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消极情感对风险感知有正向影响，而风险素养与传统媒体接触对风险感知有负向影响，新媒体信息接触对风险感知则没有显著影响。风险感知作为这些因素对风险扩散的中介因素，对风险扩散有重要的正向影响。

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传播机制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仍然是风险传播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学者黄河、杨小涵、王芳菲细分社交媒体、风险感知和防疫行为类型，构建了“心理动机—媒体使用—风险感知—防疫行为”模型，在梳理疫情期间公众社交媒体摇摆使用行为及其内在动因的基础上，检验其对个体与社会层面风险感知和防疫行为的影响。在实践层面，风险沟通者应走出以往将媒体渠道设计笼统化的思维定式，细分沟通渠道特征，传播差异化信息，也需要跳出传统新闻多关注微观个体的叙事框架，适当增加风险对社区、社会乃至全球范围的宏观影响分析。在内容层面，谣言作为一种风险表征，是公共事件中社会群体阐释和价值认知的结果。学者葛明驷基于对新冠疫情早期网络谣言的分析，认为社交媒体时代，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谣言内容呈现出多模态化、碎片化、本地化、情感性和价值性等特征，叠加传播中的群体性、圈子化和无序化，使其对风险的表征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风险的放大具有典型的“个人放大站”特征。网络谣言通过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具有有效降低风险公众的信息焦虑、环境焦虑以及认知焦虑等实用性和功能性特征。在渠道层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形成了多种传播媒介共同参与、多元信息形态并存的新生态传播格局，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与网络传播共同构成了疫情信息传播场域。学者王冬、石曾萍等基于全国调查数据，综合 SOR 理论和健康信念理论建构模型，重点分析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下，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等不同渠道的接触对公众传染病防护行为的影响。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公众通过组织传播接触新冠疫情信息与传染病防护行为显著正相关，甚至比网络传播渠道接触更有影响力，而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渠道接触对传染病防护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健康信念上，不同传播渠道接触的影响呈现异质性.......（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见《教育传媒研究》2024年第1期，本刊已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相关学术数据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圈群生态视阈下网络舆情治理现代化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3BXW041）、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环境传播的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XCB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郅慧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周敏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