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航  张晓慧

【内容摘要】在新时代背景之下，“新主流电影”承担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责任，同时也具备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文化娱乐需求的属性。因此“新主流电影”成为当今电影市场及电影理论界一个研究焦点。本文在研究“新主流电影”的文化价值和时代内涵的同时，着重从影像美学的视角就“新主流电影”的影像风格的建构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新主流电影；类型；身体影像；景观；数字影像

近年来，“新主流电影”频繁出现在电影理论界的讨论中。关于“新主流电影”的界定，并没有形成统一而又明确的概念划分。在 20 世纪末已有学者提出过“新主流电影”这一名词，将其定义为“有创新的低成本商业电影”。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电影在商业模式、工业体系、产业政策、文化战略等方面均有新的变化。“新主流电影”再次成为讨论焦点，此时“新主流电影”这一概念近乎被重新定义。

进入 20 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经历了“商业大片”的热潮。这些电影大多在以全明星阵容和震撼的视觉奇观来吸引观众，但在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方面有明显缺失。这类影片虽然在票房上取得一定成功，但是却没有在口碑上赢得观众的认可，这个热潮随之慢慢退去。在此之后，《云水谣》《投名状》《十月围城》《梅兰芳》《唐山大地震》《金陵十三钗》等一些影片应运而生。这类影片将人物性格与情感刻画放在重要位置，同时结合类型化的叙事方式和较为突出的视觉效果，讲述了不同时期的国家历史和民族寓言。影片在票房和口碑上均取得不错的成绩。但是这些电影仅仅表现了一种普适性的价值取向，鲜有对现实的观照和对时代的解读，使得剧中的历史背景和人物事件与当今时代缺少共时性的情感交流，只是形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世俗神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这个时代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奋斗目标。将国家的梦想与个人的梦想有机统一，也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命题。电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将电影主题与时代主题相结合成为了电影创作的一个新方向。于是，一批紧跟国家战略、体现民族意志、弘扬时代精神，同时具有较高商业价值、艺术水准和娱乐属性的作品大量涌现，这些作品被统称为“新主流电影”。

“新主流电影”在主题思想和价值取向上顺应着国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在经过市场检验之后亦被广大观众所认可，能够取得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战狼》系列、《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中国医生》《流浪地球》《金刚川》《长津湖》等电影均体现着“新主流电影”的特征。因此也可以看出一部电影是不是“新主流电影”，不是前期“创作”就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经过市场的检验和观众的考评。

近年来对于“新主流电影”电影的研究成果颇多，很多文章详细梳理了“新主流电影”的历史嬗变，深入研究了其文化根基、意识形态传播路径，同时结合电影工业体系的建立，在制作发行等方面进行阐述。纵观世界电影史，任何一个“流派”的电影，除了在思想表达、文化价值等方面有相同之处外，在美学形式和视觉影像上也具有共通的风格特点，“新主流电影”也不会例外。因此，从影像美学上对“新主流电影”进行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类型融合与表征影像

“新主流电影”并不是一个具有明显特征的类型片分类，而是具有类型与题材相融合的特点。如战争题材的《金刚川》《长津湖》、灾难题材的《中国机长》《中国医生》《峰爆》、体育题材的《夺冠》《攀登者》、社会生活题材的《我不是药神》《一点就到家》，同时还有以短片形式组成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系列。探索中国电影类型化发展方向、形成中国电影类型化市场模式、构建中国电影类型化理论体系，成为中国电影创作者及理论研究者不断探索的方向。电影类型（genres）的形成和实现，与电影工业化的发展密不可分。同时，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也孕育出各国不同的类型电影发展模式。中国电影自诞生之初便已开始进行类型化的探索。《火烧红莲寺》《孤儿救祖记》《神女》《渔光曲》《马路天使》《太太万岁》《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都可以在中国电影类型化发展的谱系中找到相应位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经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曲折中探索的“十七年电影”时期和“文革”时期“样板戏”。1987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创作口号，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旋律电影”随之诞生。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电影能否形成真正的“类型电影”仍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课题......（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见《教育传媒研究》2023年第2期，本刊已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相关学术数据库）

作者张航系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部副主任、讲师；张晓慧系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