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烁

【内容摘要】本文就科技传播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与实践路径展开论述，指出，除传播信息外，科技传播还需要注重为社会成员赋权，从社会动员角度重新审视传播活动的角色和应当遵循的路径，以及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提升科技传播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等。

【关键词】乡村振兴；科技传播；社会动员

一、问题提出与概念回顾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随着科技成果应用日益广泛，以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等为代表的新农业正在全方位改变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也给乡村振兴进程带来了新挑战，使科技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从这一意义来说，理解乡村振兴中的科技传播不能仅将其视为简单的信息传递行为，而应当放在更宏观的社会视角下考察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应当承担的职责。

（一）“社会动员”内涵

“动员”一词最早属于军事领域。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首先将其含义扩展到社会学领域，提出了“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一词，并将社会动员过程等同于现代化进程。“从广义上说，动员主体通过有效方式向社会群体灌输其价值观和目标以实现对社会成员的组织和发动的过程，都可以算是动员过程”。西方现代化视野中在使用“社会动员”这一概念时，倾向于指代某些微观、具体的社会运动，动员对象往往被视作“乌合之众”，从而忽视尊重和调动动员对象自身的主动性，把国家政权和民间社会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使“社会动员”带有一定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倾向。

与西方不同，在我国社会动员则被视为实践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通过重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的社会动员，将社会动员作为国家治理手段，并成为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社会动员也往往用于解决具有普遍性、迫切性的社会问题，改善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状况。纵观我国乡村地区的科技传播历程不难发现，科技传播活动一直嵌入社会变迁，并作为改变农村社会的重要力量，如《新中华报》在苏区的科技传播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的爱国卫生运动、科技下乡，以及近年来实施的科技特派员制度等。这些活动具有主体、方式和介质多样性特征，政府、媒体、组织、个体等都是重要的动员主体，传播方式既涉及大众传播，也涉及组织传播、个人传播，以及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介质。

以爱国卫生运动为例，早期爱国卫生运动中，电影放映队是传播医疗卫生知识的重要渠道，观看露天电影的同时，还会配有解说员现场解说。1952 年，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对爱国卫生运动进行实地考察后作出结论：“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促进个人卫生和社会卫生的运动，这个运动受到五亿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这个运动使得由于传染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大降低。”此外，在传统乡村社会中，读报活动、屋顶广播等都曾是社会动员的有效形式，除大众传媒外，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科技传播参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动员与赋权

在经历城市化进程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冲击后，乡村社会呈现出“老龄化”“半熟人化”“空心化”等特征，乡村振兴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进程。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科技在社会变迁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农业转型升级、互联网络普及等因素也为乡村振兴新模式提供了可能。科技在乡村振兴实践中角色的多样性决定了科技传播不仅仅局限于传播信息，还具备了角色的多重性。

第一，动员社会，凝聚共识。多种形态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正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多方面作用，随着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推进，科技成为许多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特征，不仅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也在政治、文化上重新塑造乡村。当前，科技传播仍然具有重要社会动员作用，尤其是大众传媒，承担着大范围政策传播和解读、科技知识普及等重要传播任务，从宏观层面在全社会范围内发挥凝聚乡村振兴社会共识的作用。但依托大众传媒开展的动员虽然具有普遍性，却难以顾及不同地区乡村振兴的多样化需求。因此，需要构建包括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传播形式，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社会动员体系。

第二，传播信息，为社会成员赋权。随着科技发展加速，科技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加大，也对人理解和使用科技提出了新要求，社会成员科学素养提升日益受到重视。科技传播需要发挥赋权作用，为受众提供接触、理解和使用科技的渠道，避免“数字鸿沟”扩大带来的不平等；在掌握知识性信息的前提下，引导社会成员建立起与当前科技发展相适应的价值体系，有利于提升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的能力，适应新业态......（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见《教育传媒研究》2023年第2期，本刊已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相关学术数据库）

作者系科技日报社研究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