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方

【内容摘要】“培养理论”认为，电视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认知和行为。而在信息爆炸式出现的新媒体时代，传统电视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发生了改变，受众浸淫在多元文化中，可以随时随地接收信息。信息碎片多、来源多等问题的出现 , 让我国的思想文化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电视“培养”效果正在弱化。同时，新媒体的出现让方言节目在互联网上散发出新的活力。因此，本文试图将“培养理论”应用于探析方言节目对大众思想文化教育当中，分析总结“双培养”模式的优势，研究如何有利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精准传播。

【关键词】“培养理论”；新媒体时代；思想文化教育；方言节目

一、“培养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一）“培养理论”的提出

“培养理论”又称“涵化分析”“教化分析”，是研究与探讨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的主要理论之一。“培养理论”源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由格伯纳等人实证研究后提出。当时美国社会暴力和犯罪问题居高不下，那时电视在美国家庭已经逐渐普及。暴力元素作为当时电视节目内容的主要元素之一，人们高度关注其与社会暴力增加之间的关系。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1968 年民主党大会暴力冲突等社会事件的影响下，美国政府下令调查美国的暴力行为。基于此，格伯纳等人对电视节目暴力内容与观众的认知和行为的关系展开研究。

格伯纳等人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果：重度观看电视暴力节目的观众，对自身遭遇犯罪和暴力侵害的概率的判断高于实际。而且重度观看暴力节目的观众对社会的不安感高于轻度观看暴力节目的观众。基于这些调查结果，格伯纳等人提出“培养理论”的核心观点：电视等传播媒介在进行选择性加工信息时构建了“象征性事实”，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世界观、价值观等。这使受众在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上，产生一定的偏离。

（二）“培养理论”的发展

“培养理论”提出后，有学者质疑“培养理论”在研究电视节目暴力内容对观众认知和行为的影响时，“不看电视”的人没有作为对照组考虑在内，并且对观看电视节目的观众也没有细化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判定。此后，美国部分学者认为不能把“观看电视时间”作为唯一变量进行研究，还应考虑观众的年龄、种族、性别等因素。面对诸多质询，格伯纳等人修正了早期的“培养理论”，提出了“主流化”和“共鸣”观点。

“主流化”是指在电视媒介的影响下，差异性人群的多样价值观、世界观等会随着长时间观看电视，潜移默化地被电视媒介所呈现出来的主流价值观所影响，并趋于相似。而“共鸣”是指当某一群体在观看电视节目，发现其中的内容和自己的生活贴切时，会产生“共鸣”，此时的“培养”效果更加明显。

二、国内外对“培养理论”的研究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在梳理国内关于“培养理论”研究现状后，笔者发现大部分学者倾向于以“培养理论”为依据分析电视节目。比如，鲍蓉在论文《涵化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转变》中提出，由于新媒体时代受众的心理和互动参与性的变化，改变了“培养理论”的构成要素，使“培养理论”多元动态化。程俊杰在论文《涵化理论视角下健康类公众号传播效果分析——以丁香医生为例》中以丁香医生公众号为例，提出自媒体可以利用“培养理论”来进行科普，建设良好的社会共识。汤铭明在论文《〈非诚勿扰〉节目形态的传播学思考》中分析了《非诚勿扰》节目中拟态环境的建构，并提出节目中提供的部分行为方式会对青少年生活中行为规范的形成造成影响。

（二）国外研究现状

“培养理论”提出后，国外学者们引入新的变量，发展与完善了“培养理论”，并将探究电视节目暴力内容和受众认知行为的单一线性关系的议题不断地深入，把“培养理论”扩展到了更多的领域。

在关于“培养理论”与认知的关系的研究中，Samer Melhem 和 Narissra M. Punyanunt-Carter 在《运用涵化理论理解美国大学生对媒体中阿拉伯人的认知》中，运用“培养理论”研究美国大学生对阿拉伯人的看法受电视的影响，得出大学生现实生活中对阿拉伯人的看法，受电视的影响延续了负面刻板印象......（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见《教育传媒研究》2023年第1期，本刊已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相关学术数据库）

作者系南京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部《听我韶韶》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