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  程思琪

【内容摘要】作为传播学研究认知转向的重要成果，传播学与认知神经科学交叉而来的认知神经传播学研究即是通过脑和其他生理指标，实施规范性的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建立认知机制模型，以探讨人、媒介、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 2022 年与认知神经传播学有关的国内外相关文献，首先从建立新研究范式的宏观视角探讨该学科领域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与突破，其次基于具体研究成果的中观视角分别从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两个方面来呈现当下认知神经学科的研究地图与概貌，以期为未来认知神经传播学发展成为一个更规范、成熟的学科领域提供相应的学术铺垫。

【关键词】认知神经传播学；文献研究；学科范式

人们对万物的认知通常是间接的，依靠媒介来建立外部世界在脑海中的主观图景。认知问题是近年来各路传播学者相继展开探讨的关键问题，这种研究趋势被称为传播学的认知转向。互联网技术背景下的新传播现象和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在不断追问人类的认知奥秘，例如，即时反馈与瞬时效果转向将心理加工机制推向前台，传播的非理性与情感转向强调情绪与认知的相互作用，媒介技术的可供性和物质性转向对“身体”含义的再理解，以及社会共识机制的危机问题等，这些议题对理解认知层面的媒介信息加工提出了更直接的要求，而认知神经传播学恰好是一个厘清上述议题的可行工具。传播学与认知科学交叉研究的出现，一方面，源于认知科学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可适用的测量工具；另一方面，传播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目的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深刻洞察人类本身。二者交叉之后的认知神经传播学研究即是通过脑和其他生理指标，实施规范性的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建立认知机制模型，以探讨人、媒介、环境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在媒介心理学（Media psychology）的基础上，融入脑科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路径和测量工具，整合成为媒介神经科学（Communication/Media neuroscience），实际也就是国内所称的认知神经传播学。尽管称谓有所区别，但国内外学者的共同目标都是将认知神经传播学从一个“模糊的”学科交叉尝试发展成为一门规范的、成熟的学科范式。

“范式论”给社会科学家带来了确立本学科地位的依据，“为纷繁复杂的社会科学提供了相对可靠的理论解释模式”。根据库恩的论述，范式的本质是关于某一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研究者观察现象、思考问题和解答谜题的认知框架和理论工具。“范式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问题：本体论问题即科学共同体对知识本体的基本观念和共有信念；认识论问题即在知识生产实践上表现为特定的知识话语体系；方法论问题即指导知识生产主体的实践方式。当前，认知神经传播学领域下的各路学者已经对本体论问题初步形成了可通约的观点和看法，认为认知神经传播学是“从物质行为表象转为探索人类的心智”，是揭秘个体内部生理心理活动的学科领域，但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上，学者们仍在通过各自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给出不同答案。

研究范式的转变、理论的进步和方法论的创新始终是相辅相成的。认知神经传播学范式未来能否发展为一门真正的学科领域，关键在于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能否持续进步与创新。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认知神经传播学最新研究的回顾与梳理，首先，从建立新研究范式的宏观视角探讨该学科领域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与突破；其次，基于具体研究成果的中观视角分别从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两个方面来呈现当下认知神经学科的研究地图与概貌，为未来认知神经传播学发展成为一个更规范、成熟的学科领域提供较为深厚的学术积淀。

一、宏观学科范式层面的认识论进展：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主体认识来源于对客体的实践改造活动”，即“以客体为轴心考察主客体关系”，从而获得客体的属性、来源和范畴等系统性知识。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认识论“关乎特定社会文化领域或概念在哲学层面的认知基础与理论化框架”。随着认知神经传播学学者研究实践的深化，大家逐渐对本领域形成了一系列观点和共识，重点围绕两个问题：认知神经传播学何以出现以及何以可行。媒介活动的细分化与个性化趋势以及传统传播学研究范式对个体层面媒介效果微弱的解释力，推动了传播学与认知科学交叉融合的进程，催生探索传播活动中人脑和心智的认知神经传播学研究范式。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演变而来的传播学，继认知科学的加入，得以从行为层面的“刺激—反应”模型（Stimuli-Response）拓展到心智层面的“刺激—机理—反应”模型（Stimulus-Organism-Response），这里的“机理”实际就是指认知和情绪层面的加工机制。具身认知是认知神经传播学经典的理论依据，认为“人的一切认知活动都是在人对外界进行身体体验的基础上发生的”，强调身心合一，着重揭示心智与各类传播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认知科学成熟的实验范式与测量工具，为媒介用户的心智揭秘提供可能。

遵循上述基础要义，目前国内认知神经传播学有两条研究路径，其一是与国际媒介神经科学接轨的认知神经科学传播研究；其二是更加本土化的认知传播学理论建构研究。前者积极吸收认知科学的技术手段，如脑成像技术（脑电、磁共振、近红外等）和生理信号测量技术（生理电等）等，从工具层面为传播学提供一套全新的研究工具体系，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以及该视角下的一系列新的议题。后者尝试通过阐释认知传播研究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学科溯源以搭建学科框架。在近期从学科范式的宏观视角对认知传播学的讨论中，有学者认为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认知传播学研究体系，更多地“停留在对认知与传播的关系构建和路径互搭进行表型分析的初级阶段”，据此提出了认知传播学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双管齐下的发展路线。认知传播学的宏大叙事应该包括认知传播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搭建，厘清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以及大历史观的运用。微观叙事重点强调认知传播学下属的理论分支，如理论认知传播学、应用认知传播学、语言认知传播学等。尽管认知神经传播学在认识论方面仍需继续探索，以形成更为坚实、规范的学科理论体系，但从上述主张来看，大家已经意识到多视角、多层级、全方位解析认知神经传播学基本范式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见《教育传媒研究》2023年第1期，本刊已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相关学术数据库）

作者喻国明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传播学实验室主任；程思琪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