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

关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我们需要探讨三个问题。

第一，全媒体传播体系这个概念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全媒体这一概念其实不是由学术界提出并生发开来的，而是由媒体与传播业界创造出的实践而推动形成的，并且更多是由我国的媒体实践创生出的一个概念。应该说具有原生性、原创性，既具有在地性，也具有普遍性。

全媒体传播体系概念也是演进发展而来的。简单地说，基本经历了从现代传播体系到媒体融合，到新型主流媒体，再到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过程。

2014 年 8 月 1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第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作为中央关于媒体融合的首个指导性文件，该《意见》提出：“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2016 年 2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阐述了媒体融合实践的未来发展方向，指出媒体融合应当以建设新型主流媒体为目标。

2019 年 1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深刻分析了近年来媒体融合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指出：“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同时提出了全媒体就是“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四全媒体”的界定。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成为指导媒体融合的最新纲领性文件，提出“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同时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等。

将围绕宣传思想工作、新闻媒体实践等最终目标聚焦到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上，是认识的进步，更是实践的必要。

第二，何谓全媒体传播体系？这一概念是秉持系统思维和系统科学的原则而提出并发展的，体系非单一要素构成。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1 月 25 日于人民日报社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指出：“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这其实正是对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构成要项、功能、属性、特性进行的科学说明和界定。

全媒体传播体系是多个构成要项的集合。既包括纵向构成和横向构成，如纵向的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横向的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也包括历时构成和共时构成，如历时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共时的大众化媒体和专业媒体。全媒体传播体系是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的集合。内部要素是指全媒体传播体系内部所有要素相互作用而发挥功能的各种条件构成，如生产、传播流程以及机制等；外部要素是指影响全媒体传播体系实现功能的各种条件构成，如政务、服务、商务系统的接入等。也就是说，全媒体传播体系既具有自组织性，也具有他组织性。

全媒体传播体系是宏观系统与微观系统的集合。宏观系统是指全媒体传播体系需要建设成为中央、省、地市、县四级联动协同的体系；微观体系是指各级各类传播机构自身的体系性建设，包括平台再造、流程优化、组织重构等。

按照这样的界定与理解，无论宏观微观、功能属性，最终建设成功的全媒体传播体系都应该是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资源集约是指内外部、数实等各种资源集成与配置；结构合理是指内部机制、外部体制，事业、产业、机构等功能有效；差异发展是指不同属性、功能、定位全媒体的发展路径有别；协同高效是指各级各类全媒体能够系统协同、效能突出地共生。

为何要加快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

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就是要提升智能网络社会的关键能力——信息通达与服务能力，从而提高整个社会治理能力，最终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见《教育传媒研究》2023年第5期，本刊已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相关学术数据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