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斌

【摘要】在某些具有人类学意味的影像文本（简称“民族志影像作品”）完成之后，拍摄者通常会在此基础上撰写相关的文字文本。本文所说的“沈海梅之问”，指的是沈海梅对于那些把文字文本写成了影像文本说明书的“论文”价值和意义的质疑。围绕这一现象，本文结合具体实例，对这两类文本的差别以及如何处理这两类文本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本文认为，这两类文本理想的关系应该是“互文”。最后，文章提供了一个具有“范例”意义的案例做了进一步说明。这样的讨论，希望能给沿此路径完成研究的学生、学人提供某种方法论层面的启示。

【关键词】“沈海梅之问”；民族志影像；文字阐释；互文

几年前参加云南民族大学的硕士论文答辩，学生的专业是人类学，因此有好几个学生的论文都是由一部具有民族志意味的短片和一篇对该影像进行阐释的文字两部分构成。据说这是此类论文的规定——不能仅仅是影像文本，还得有一个文字文本。此前在其他学校、专业，也见过类似的“论文”，学生完成这类“论文”的“套路”大致相似。

沈海梅教授当时是云南民族大学人类学硕士点的负责人，当她听了几个学生汇报完他（她）们的“论文”后，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大致的意思是：你们这样一种论文，文字文本几乎只是对影像拍摄、剪辑过程以及影像所希望传达的意思的介绍，这样的论文到底有何意义？沈海梅教授的专业虽然不是影视人类学，但是她这样的发问非常有意义，因此我想把她的这一发问称为“沈海梅之问”。类似问题或许其他教师也提出过，我把这一发问归到沈海梅名下，并非想表明这是她的专属，而是想让这样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做一个更加形象化，甚至有些个人化的命名，这样或许更加便于交流和讨论。

针对“沈海梅之问”，所谓解决办法，或许也可以表述为：那些基于民族志影像文本而撰写的文字阐释，如何才能避免写成影像文本的说明书。这样的讨论或许可以为那些沿此路径完成“论文”的学生提供某种方法上的指引。同时，这一问题也涉及影像表达与文字表达之间的关系，因此，对此问题的讨论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一、“各司其职”：两类文本的功能差异

所谓“沈海梅之问”，其聚焦的是某种特定的影像文本与文字文本之间的关系，其影像文本所指的是那些具有人类学（或民族志）意味的影像文本，这类文本通常是纪实的、非虚构的，与通常所说的 “民族志影像”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纪录片等有类似之处；其文字文本所指的是那种按此类“论文” 要求的文字阐释。在查阅相关资料时，我意外地在学生的硕士论文中看到一份华南某大学“关于艺术硕士（广播电视方向）学位论文考核的形式说明”，其中对于论文的具体要求，只有这样一句话：“毕业论文写作须与艺术创作实践紧密相连，在对作品进行专业分析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完成”。从这个说明中我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这类硕士论文应该是由作品和文字阐释两部分构成，对于文字阐释的要求是“对作品进行专业分析和理论阐释”。这个要求虽然比较含糊，但“理论阐释”明确了这类文本不能仅仅是描述性的。至于所谓“理论阐释”到底如何做，并无具体说明。由于缺乏具体说明，或是相关的范例，使得学生在做这类论文时缺少可供参考的“范例”，只能凭着自己的理解来做，这样的结果或是生搬硬套“理论”（本文后面会做进一步讨论），或是把文字阐释写成了影像文本的说明书。该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学生创作者，至少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很少有人对这样一个“小问题”进行过具体的讨论。

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类论文，在相关的论文数据库里找不到相应的文本，但是在查找相关资料时，无意中看到这样一个文本，虽然我无法判断这个文本与作者的硕士毕业作品之间的关系，但因为我恰巧也看过作者所拍摄的那个影像作品，并且所存在的问题与“沈海梅之问”非常相似，因此以此作为例子来进行说明。

作者所拍摄的片子名叫《看见看不见的独龙江》（孙景旋、史凯仁），相关的文章题为《消解与重构：民族志影像的创作实践和反思——以纪录片〈看见看不见的独龙江〉为例》。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其实就是我所说的影像文本的说明书。

这篇文章分别从创作背景和影像风格、纪录片拍摄内外的消解与重构、纪录片创作背后的反省与思考三个方面来展开。在创作背景和影像风格部分，又由拍摄背景及渊源、拍摄对象选定、创作风格的确定及过程概要三方面内容构成；在纪录片拍摄内外的消解与重构部分，又由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其他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影像风格与拍摄手法之间三方面内容构成；在纪录片创作背后的反省与思考部分，又由对于民族志影像价值认识不足、对于独龙族传统文化理解欠缺、民族志影像创作手法有待完善三方面内容构成。从文章的内容构成框架来看，这不是一个论述性的框架，而是一个描述性框架。在文章中，作者试图对“影像风格”“拍摄手法”等问题进行讨论，但由于整篇文章的框架是一个描述性框架，无法达到论的目的。这样的文字阐释，严格说起来不能算是前述某些学校对此类“论文”所要求的“对作品进行专业分析和理论阐释”，我称其为影像文本的说明书，似乎也不太过分。

前面讲到的描述性框架问题，在此可以做进一步的说明，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这种“说明书式”的文字阐释中，还普遍存在于学生的其他论文中。在给研究生上课以及在指导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论文过程中，我经常提醒学生：论文开题报告的提纲和最终论文的提纲是两个不同的提纲。一般来说，前者更多是一个描述性提纲，而后者应该是一个分析性（论证性）提纲。这里所说的“提纲” 和前文所说的“框架”意思大致相同。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学生在写开题报告时，通常还没有做调查，还没有经验材料，因此此时的提纲，准确地说是一个资料收集的指南，也即打算从哪些方面来收集资料。但是当有了资料要开始写论文，除了需要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再度锤炼之外，还需要根据手头所掌握的资料并紧扣研究问题来形成新的提纲。在既往与学生交往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学生最终的论文框架（或提纲）和开题报告的提纲基本没有变化。在很多场合，我也曾问过学生这样的问题：你目前的论文框架与开题报告的论文框架是否有差别？很多学生落入了我设下的圈套，回答到：老师，我目前的论文框架与开题报告框架完全相同。

回到孙景旋等的那篇文章，标题中使用了“消解与重构”的表述，但是文章并未紧扣这一看似有理论意味的表达展开，何谓“消解”？“消解”了什么？何谓“重构”？如何“重构”？等等，均未作出回答。类似的问题其实也较为普遍，不少学生甚至未受过规范学术训练的人在写论文时通常喜欢用一些大词，但是对于这些大词的含义，或许是自己没有弄清楚，或许是不知道如何围绕其来展开，这些大词往往只是点缀，与文章主体完全是脱节的。

因为看过孙景旋等所拍摄的影像文本，要改变前一个文字文本那种“说明书”的方式，可能的思路很多，在此只能以目前能够看到的两个文本提供一点思路或想法。还是从他们那篇文章的标题说起，我觉得“民族志影像的创作实践”是一个不错的表述，也就是把这样一种创作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去讨论拍摄者是如何从“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的，这个问题既与“民族志影像”高度契合，同时也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人类学中所说的“主位”与“客位”等，均是最为直接的理论资源。还有一点，孙景旋等人在不同的场合放映过这部片子，比如说当地人和非当地人如何看待这部片子，同样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并且这个问题可以与前面所说的“局外人”“局内人”结合起来讨论，“局内人”通过片子看到了什么？“局外人”通过片子又看到了什么？这些均是十分有趣的研究问题，完全没有被影像拍摄者想到，甚是可惜.....(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搜索公众号：“教育传媒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