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基于2013年至2025年的文献，系统考察了数字抵抗行为的概念源流、生成动因与实践路径，旨在解构数字技术用户抵抗行为的成因与逻辑，以回应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构建平衡人技关系的核心命题。文章提出了以 “数字抵抗”为核心概念的三层概念体系，并从个人、社会与技术视角提炼动因。同时引入抵抗效能感与技术可供性感知两个认知维度，构建出“动因触发——认知权衡——路径选择”的动态转换模型，以解释动因如何转化为回避与戒断、调适、观念调整三类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上，文章从技术设计、社会规范与教育赋能三个层面，为推动人技关系从“控制与抵抗”走向“韧性与共生”提供系统性启示。

【关键词】数字抵抗；数字极简主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回避

林颖颖 周 宇晨

数字技术的热潮带来了“传统工业社会”向“数字化生存”的社会转向，而在新兴科技浸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进程中，人与技术的关系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数字依赖到数字抵抗。而这种抵抗已经不再停留于“技术批判”的认识论层面，还以行为表现出来，甚至发展成为生活哲学——数字极简主义。

作为数智时代出现的抵抗实践，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理解为无差别地减少媒体使用和回避信息环境，其实质是在思考“人如何更加理智地使用数字工具”，即用户在媒体加速的生态下意识到了技术对自我的异化，从而通过断连、与算法博弈等抵抗行为重申自身对节奏和控制主导权的努力。数字抵抗作为一种“自我改变自我”的过程，突出着“人的自主性”对“技术自主性”的对抗。目前数字抵抗已发展成了一场全球性运动，而在这场潮流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人对技术的态度，人与技术互动时的观念。人与技术共存是社会变革的趋势，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与技术达到了更深度的耦合，而数字抵抗这种价值取向无疑会反作用于技术的发展路径。

因此，本研究借助中国知网检索 CSSCI 期刊来源论文和 Web of Science 检索 SSCI 和 SCI 期刊来源论文，以“断连”“反连接”“媒介抵抗”“数字极简主义”“驯化”“脱瘾”“离线权”“数字抵抗”“数字排毒 / 解毒”，以及“disconnect”“digital detox” “media resistance”“minimails”“re-domestication”“de-domestication”“non use”“media resistance” 作为关键词，鉴于该领域在 2013 年前文献积累有限，故将检索时间范围设定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1 日。对于搜索到的文献，笔者通过阅读摘要、关键词剔除了不合主题的文献并使用滚雪球的方法扩大文献检索范围，最终纳入中文文献为 40 篇，英文文献 84 篇。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追溯了用户数字抵抗行为的概念溯源、生成逻辑与行为表现，构建出“个人— 社会—技术”三维动因体系，并引入抵抗效能感评估与技术可供性感知两个认知维度，提出“动因触发—认知权衡—路径选择”的动态转换模型，揭示了动因如何经由用户的主体性评估转化为回避与戒断、调适、观念调整三类实践路径，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图谱。在实践层面，研究为回应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构建平衡人技关系命题提供了新视角：当技术深度渗透日常生活时，来自用户实践的批判性智慧有助于重塑智能技术的伦理边界，推动其向着更具反思持续性的方向演进。

一、数字抵抗的概念源流

“数字抵抗”一词最早由卡斯特使用，他将其定义为利用数字技术来反对已建立的权力结构，他认为由于数字技术的分散性与强适应性，社会行动者可以借此挑战和抵抗现有机构的影响。之后数字抵抗开始被应用于勾连政治、集体行动等议题，例如通过互联网放大边缘化声音，抑或是作为黑客行动主义的方式，再者开展在线抗议行动。在这一时期，数字抵抗强调的是媒介的工具属性，即依托互联网开展的反抗性活动被视为一种数字抵抗。但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智能媒介的出现，数字抵抗的对象渐渐转向了数字媒介本身。

Kirsten 通过对异质网络文本的历史话语分析，证明各行各业已然出现了抵制数字媒介的浪潮，Fuchs 回应了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沿袭着抵制媒体和新通信技术的传统，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用户的抵抗行为并由此催生了与之相关的各种术语，包括数字排毒、数字极简主义等。这些概念的内核虽大体相近，即都强调在技术面前人的主体性复归，但仍存在些许局限与差异，例如数字排毒具有显著的临时性且已被消费主义收编；数字极简主义隐含精英主义预设，普适性受限；数字断连的讨论多将其视为连接的反面，而现实中断与连的对立正趋于消解。这些概念的差异性反映出当前研究的关键局限——过于聚焦某一具体实践，缺少对这一现象的概念化、体系化处理。

鉴于此，本文提出将“数字抵抗”作为核心概念。就目前而言，我国明确使用数字抵抗一词的研究较少，胡明鑫学者依托豆瓣的反技术依赖小组探究用户走向抵抗的缘由，但文中并未使用“数字抵抗”一词。党琼等学者明确引入“数字抵抗”来概括社交媒体用户的抵抗行径，但研究并未厘清其概念边界。基于对过往文献的梳理，笔者将数智时代用户为重构可控的数字环境以更好地获得数字福祉，而自愿主动断开、减少或调整数字产品使用的反思性实践，称为“数字抵抗”。

数字抵抗并非单一维度的学术标签，而是一个具有内在层级的概念体系。在操作层面，它可展开为数字断连、数字排毒与数字极简主义三种策略性概念；在特定技术情境下，它深化为聚焦算法系统的情境性概念“算法抵抗”；在学术边界上，它与相关概念“媒介抵抗”形成分野。

（一）策略性概念：数字排毒、数字极简主义与数字断连

数字断连、数字排毒与数字极简主义是数字抵抗的具体策略或生活方式。

具体而言“数字断连”诞生于“永久连接、永久在线”的连接化生存之中，面对高密度连接所带来的问题，人们开始寻求一种批判性、情境化且具有自我意识的选择，数字断连由此成为众多用户的核心诉求。学者陈慧彤将其界定为用户在反思 ICT 自身影响的基础上，依据特定情境和动机，自愿断开或减少不必要的 ICT 连接，以创造可控数字环境并最大化技术效用的一种战略使用行为。既有文献中亦有学者提出 “数字反连接”概念，指涉用户在特定情境下断开连接的实践，与数字断连的界定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

“数字排毒”在《牛津词典》中被定义为一个人一段时间内避免或减少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以此来缓解压力或专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交联系。随着“数字排毒”概念的延伸，它开始作为一种疗愈手段被应用于控制手机成瘾、解决心理健康问题以及提高工作效率等领域。同时它也逐渐发展成一个可以销售的实体，与旅游业结合催生了“不插电旅行”等商品化形式，形成了“抵抗被收编”的内在悖论。

美国学者卡尔·纽波特在其所著的《Digital Minimalis》一书中提出了“数字极简主义”，他认为现代人应把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聚焦于有意义的活动中，并据此提出了为期 30 天的数字断舍离实验，主张数字极简主义者应选择 30 天左右的时间暂停使用部分电子产品，利用这段时间重新挖掘有意义的活动和有价值的行为。在暂停时间结束后，重新使用电子产品，并根据这些产品的定位、特征和功能判断其使用价值和具体用法，以此将符合极简主义理念的技术重新导入生活。

数字断连、数字排毒与数字极简主义作为数字抵抗的策略性概念，其中“数字断连”侧重于“连接 / 断开”的二元操作，是抵抗的基础工具；“数字排毒”侧重于短期、疗愈性的干预手段；“数字极简主义”则是一种系统性、长期的生活哲学。它们共同构成了从战术到战略、从短期到长期的抵抗策略谱系。

（二） 情境性概念：算法抵抗

算法抵抗是指用户以保护个人隐私、促进信息多样性、维护自身权益及主体性等为目的对推荐算法的一种干预性的数字能动实践。算法抵抗行为是数字抵抗在算法社会中的具体化情境表现，其目标对象更聚焦于“算法系统”，而非泛化的数字技术，行为更强调通过“欺骗”“投喂”等战术进行“再驯化”。同时它的内核也更加复杂，除却对用户自主权的强调，算法抵抗承载了更多政治意涵，甚至有学者认为算法抵抗标志着一种新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形式的诞生，即“算法行动主义”。因此，算法抵抗可以被视为数字抵抗在具体技术维度的深化。

（三） 相关概念：媒介抵抗

媒介抵抗根植于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传统，多强调对大众传媒内容或意识形态的批判，它以集体行动为主要形式，具有鲜明的政治生活色彩。而本研究所论的“数字抵抗”与其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对象已从“媒介内容”扩展至“媒介技术本身及其基础设施”，从“符号对抗”深化为“实践博弈”，同时其实践主体是作为技术使用者的个体，而非组织化的集体。数字抵抗可被认为是从媒介抵抗的概念中流变而来，它共享了媒介抵抗的“抵抗” 基因，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有进一步扩展。

（四） 理论透镜：驯化理论

在厘清数字抵抗的概念层级之后，有必要引入一个与数字抵抗行为密不可分的理论资源——驯化理论。驯化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即技术如何进入日常生活、人与技术的关系如何演变，也是数字抵抗研究无法绕开的基础命题。

驯化理论由罗杰·西尔弗斯通在对家庭场景电视媒体使用的研究中首次系统提出，他将用户对媒介技术的接纳过程比作动物的驯化过程。随后西尔弗斯通及其后续研究者亦指出，驯化并非一次性的终结状态。在高强度媒介连接化的今天，再驯化（redomestication）甚至去驯化（de-domestication）的过程已然启动了。再驯化的过程是一个“使用、不使用、再使用”的周期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用户通过定期或有选择的使用某些技术产品，以达到重新建立边界，保持平衡生活和重新获得注意力的目的。“去驯化”是指人主动对已驯化技术的疏远，其目的是疏远、退缩和减少媒介，而不是接受和融合.....(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搜索公众号：“教育传媒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