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月到8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向明做了一件“举座皆惊”的事，与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王富伟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谢萍博士一起，每周去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以下简称“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听课，与师生座谈，指导课题小组合作学习跨界课例研究。

“本次课例研究对所有参与者都是一次‘历险’；在过程中，协商矛盾和意义，转换视角和身份，重构行动和结果。”在1月12日举行的2020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基础教育论坛分论坛“课例研究中参与者的学习”上，陈向明说。参与课例研究和小组合作学习的部分校长、教师、学生也来到了分论坛。“通常大家讨论教育不会邀请儿童参与，这次我们邀请来了7名学生。”她特别强调。

“通过这次研究，老师们都爱上理论了。一遇到问题，第一句话就是，‘我查查文献上是怎么说的’。”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副校长程岚说。

课例研究是行动研究的一种路径，是指研究人员、教师及其同伴、学生之间围绕一堂课的教学在课前、课中、课后进行的种种活动，包括沟通、交流、对话和讨论等。

陈向明说，边界是一种“第三空间”，可以创造意义、提升实践。通过协商，在组织层面实现边界跨越，可以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采取合作行动。边界具有区隔性，同时也具有对话性，因此边界不是障碍而是资源，这使跨界学习成为可能。

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开始了课例研究。课题组36位成员来自语文、数学、英语等7个学科，初一到高二5个年级，跨学科和年级进行分组，分别从任务设置、分组方式、组内分工等方面进行探究。

语文教师陈泽群所在的教师研修小组为了探索小组合作学习的效力，经历了两次探索。第一次设计的小组学习任务是以《巴黎圣母院》原始文本为素材，自选报道视角，在15分钟内通过小组合作写一则200多字的消息。这一内容有趣味性，组员参与度比平时上课高，但有的小组没有进行深入讨论。学生反馈，“我们组一个是没什么思路，一个是分工不太合理”“我们组有两个成绩比较好的女生，多数时间在听她们说”。

于是，语文组的第二次教学设计把任务放在了资料和角色互赖上，为学生提供了5份不同媒体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请学生分析新闻的立场和角度。拿到同一份报纸的同学组成“专家组”进行讨论，然后回到自己的小组汇报。这一次，组员之间有了思维碰撞，参与度大大提高。

从这两轮小组合作学习中，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呢？陈向明认为，第一次课，学生学习的主要是事实性知识，比如新闻报道的组成要素；还有程序性知识，比如从不同角度寻找写作素材。第二次课则使学生锻炼了高阶思维。教师设计的主要是概念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前者如新闻报道的立场、客观性，后者如怎样检测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什么是真理等。

“现在，学生学习积极性更高了，语文老师努力顾全每一个人，教课更有激情了。”高一八班高梦天说。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的学生，也体验到了这样的变化。本次分论坛上，北京市方庄教育集群理事会执行会长、第十八中学教育集团校长管杰，分享了学校通过课例研究建设学校学习共同体的探究。近三年来，学校与日本教育学家佐藤学合作，努力把课堂变成相互倾听的课堂、积极思维的课堂、协同学习的课堂、合作探究的课堂，实现了课堂教学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化。“课例研究是构建学习共同体最好的载体。”语文教师薛钢键说。

在学生取得进步的同时，教师也在进步。“通过学习备课组、学习教研组的构建，教师走向了课例研究的自觉之路。”薛钢键说。人大附中通州校区英语教师周双卉从被迫接受教研任务到主动探索改进方案，经历了一次职业蜕变，开始有了“研究学问的钻研精神”。项目管理协调员姚李伟也在一边参与、一边协调与组织的工作中收获了成长。程岚说，学校借助这一项目的开展提升了教师学习力、研究教学真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完善了校本研修机制，培育了校本研修文化。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卢立涛说，两所学校都关注了真正的学习是如何发生的，切近了教学本质，即“教学生学”。“只有在开放的不确定中创造有教育意义的事件，教育生活才会更加丰富多彩、启迪心灵，参与者才能真正领略思维的愉悦和教育的崇高。”陈向明说。

作者：本报记者 陈中原 杨桂青 张东

《中国教育报》2020年01月16日第3版 版名：理论周刊·教育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