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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行:不断探索的“新闻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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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7 11:16


一、把朋友圈做成“个人通讯社”


约定采访的时间到了,70岁的曹景行踩着一双运动鞋大步流星地走进来,左手拿着一杯可乐,右胳膊下夹着一摞报纸,《法制晚报》《新京报》都在其中。在如今的新媒体时代,曹景行依然保持着每天阅读七八份新闻类日报的习惯,“我每天上网的量也很大,那为什么还要读报?”他说,“互联网非常浪费时间,垃圾信息太多了,而且许多是标题党,没有内容。所以同样的时间内,通过报纸得到的有效信息量要大得多。”

而这七八份新闻类日报,正是曹景行现在做新闻评论的主要新闻来源。做3条新闻评论,一共10多分钟,提供给30家左右的地方广播电台,是他每天的日常工作之一。

此外,他热衷于发朋友圈,每天能发三四百条朋友圈,个人微信朋友圈每天最多能发400条,这也是曹景行亲身试验过的,因为他经常发到400条然后就被微信系统禁止发朋友圈一天。“比如我这个手机的微信号今天就不能发朋友圈了。不过我还有另一个手机的微信号可以发。”翻一翻曹景行的朋友圈中的内容,可以发现大都是各行各业的新闻,涵盖的范围和地域非常广泛。而且这些新闻都是经过他初步挑选、鉴别才转发出来的,他认为自己的朋友圈不仅不会出现其他互联网新闻获取方式“效率低”的问题,反而能够提高别人看新闻的效率。

曹景行对朋友圈的理解与一般人不太一样,“大家一般认为朋友圈是用来social(社交)的,比如晒我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我要把朋友圈变成一个新闻频道。”每多加一个好友,就相当于多了一个信源。“比如这个是河南记者发的关于河南人大代表的事儿,这个是做法国保险行业的朋友发的,这是浙江的一个化工企业的朋友发的”,曹景行边给我们展示他的朋友圈边说,“我的朋友圈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信息来源,可能比通讯社还好,所以我用这个方法把它变成了一个信息流。”

曹景行坦言他并不在意会不会因为发朋友圈太多而被屏蔽的问题,他甚至说:“你可以把我排除出朋友圈,然后有时间再点开我的朋友圈单独看,就像看报纸一样。”至于之前上了他朋友圈的人有没有已经跑出去的,他也不知道,对于他来说,受不了的人自然会离开,剩下来就是他的“朋友圈”了。“每天都有几百个媒体朋友互转信息,随时都有新的东西进来,愿意在这个圈子里待着的人,说明非常需要信息,就离不开这个圈子了。”他说,“我的朋友圈不仅仅是我传播出去,好友们把好的东西传给我,这才是最重要的。”

除自己的朋友圈之外,曹景行和一些朋友还利用他圈子里的内容做精华版朋友圈,每天整点发送十几条,一天一共发100条左右。“两种都在尝试,看看哪一个更适合读者的需求。”为什么不考虑做新闻类的微信公众号?在曹景行看来,微信公众号每天只能发一次、每次最多发8条的限制对于做新闻来说意义不大,公众号更适合做专门的内容生产。

除了从自己的朋友圈获取信息,微博也是曹景行重要的信息来源。曹景行的新浪认证微博共有300多万粉丝,“两会”期间他在新浪微博上做了“老曹看两会”的专题。他说:“专题有个好处,就是后台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在看,你看现在已经有40多万人看过了。”对于曹景行来说,微信朋友圈是传播信息的渠道,微博就是他传播观点的平台。“微信上看到的信息想要评论,一般都是转到微博上发,”他说“这也是一种传播方式——微信同新浪微博的连接。而且微博上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空间的反应,就是不认识的人的反应。”

曹景行认为,新浪微博的新闻功能越来越强,而曹景行也很依赖这种功能。他举了第8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例子,针对这一事件,他大概转了160多条,大多数都是从新浪微博上来的,包括最戏剧性的反转,通过新浪微博和朋友圈,他能最快地获取信息。此外,新浪微博的搜索功能也是它的优势所在。但是新浪微博内容良莠不齐,需要鉴别。就像他在第四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颁奖仪式获奖感言中所说的一样:“互联网未必真的能够打开眼界看世界,我们应该告诉网民,有许多事物需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寻找,而不应被现在泛滥的信息所纠缠。”而他在朋友圈和微博上做的正是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他朋友圈里的人提高得到信息的效率,避开泛滥的信息纠缠。至于朋友圈是不是能像他所设想的那样成为一个通讯社,他说:“没有人说不可以做,那我就试试。”而他的许多经历都来源于这句话。


二、“新闻雷达”是怎样练成的

曹景行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时刻关注新的资讯与知识。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曾经形容曹景行是“新闻雷达”,“早上起床,眼睛盯着电视新闻,耳朵听着电台广播,手上翻着当天的七八份报纸”。这种对资讯和知识的追求与他早年的经历密不可分。二是一直渴望创新、渴望尝试新的事物。从幼年到如今的古稀之年,他的足迹遍布多个地区、多个传媒行业,经历丰富多彩,且在不断更新。

曹景行生于1947年,中学在上海市西中学读书。1968年,曹景行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浪潮,被下放到安徽黄山茶林场插队。他在此务农十年之久,期间还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曹景行从小酷爱读书,但在农场几乎没有什么书报可以阅读,结果使得曹景行“患上了资讯饥渴症”,抓住任何机会和可读的材料来阅读。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得益于务农期间对学习和阅读的坚持,曹景行与妻子双双考上复旦大学,曹景行在历史系,妻子在化学系。此时,曹景行已经31岁。

十年的“资讯饥渴症”,使得曹景行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除了历史本专业,他还大量选修了世界经济、国际关系以及新闻课程。回忆这段经历,曹景行曾说:“我读大学的时候,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学本学科的东西,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面向更多和更广的范围做一些了解。”毕业后,曹景行被分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

工作几年之后,曹景行获得了一个移居香港的机会。香港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天地,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正符合他探索新事物的好奇心。因此,1989年,已经42岁的曹景行携妻女到香港发展。然而,初到香港时,内地的学位是不被认可的,找工作、找房子,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但曹景行仅用了一周时间就获得了《亚洲周刊》编辑部的撰述员职位,后为编辑、资深编辑,几年时间做到副总编辑,还兼任周刊评论的主笔。

看似一帆风顺的职业道路背后,是曹景行超越常人的努力。《亚洲周刊》是全球第一本国际性中文时事周刊。同事都是香港本地人或者外国人,几乎不会普通话,因此周刊的“官方语言”是粤语和英语。曹景行必须一边提高英文,一边学习粤语,而且技术也在进步,当时的香港新闻业刚刚淘汰铅字印刷,采用电脑打字排版和电子印刷,从未接触过电脑的曹景行还要自学电脑。曹景行进步很快,支撑他的是对新工作的热情,同时也有竞争压力下不服输的心态。“那时候精力好,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都可以。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看实力。在这种环境里,你的能力不能只比别人多一点点,要多许多别人才能认可你。”

在《亚洲周刊》工作到1996年底,曹景行又开始思考换个新工作。“房子解决了,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够了,这两样是最重要的。妻子是在大学做技术研究,工作也比较稳定。那我就可以辞职,尝试新东西。”他先是进入中天电视台做了4个月的电视新闻,其后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他又以自由专栏作家的身份给《亚洲周刊》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纸写新闻评论分析,直到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邀请曹景行到凤凰卫视工作。

当时的凤凰卫视刚刚创立不久,恰好曹景行也想尝试一下电视新闻。“当时凤凰卫视是最不起眼的(电视台)。那时候别人说‘新闻做得差’,都是说‘像凤凰做的新闻一样’。这种情况两三年后才有所改变。我当时就想,就先做着玩吧。”在50岁的年纪,曹景行开始了自己的电视生涯。

初入凤凰电视台,曹景行担任的是顾问工作,协助《杨澜工作室》栏目确认和联系采访人选,并与杨澜交流采访对象的各种资料。后来又加盟《锵锵三人行》栏目,帮忙出谋划策、找采访对象。“在香港很难找到讲普通话的嘉宾,我们就用各种方法找。我自己都做过大半年锵锵三人行的嘉宾。”后来,曹景行还做了一段时间的台湾新闻,“刚起步的好处就是没人在意你,没有人说你一定要做什么,也没有人说你一定不能做什么。我就开始做台湾新闻,做得很好,现在凤凰卫视的台湾新闻是所有新闻频道里最强的。”

当时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或者出镜记者基本都是相貌好看的年轻人,曹景行开始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出镜做节目。1998年“两会”召开期间,曹景行随凤凰卫视记者团到北京进行采访。“当时每天要做15分钟的两会新闻,但是我们两组记者根本采访不了几个人,只能填满10分钟。那时候刚刚进凤凰卫视,还没签约呢,台里就说你能不能每天上去讲5分钟,随便你讲什么,直播。那么就上去讲,就这么开始做电视评论了。”当年6月,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访华,凤凰卫视每天直播,曹景行作为评论员参与报道。“当时不是有人要你做评论,而是谁都不知道可以做这样的电视评论。”从7月份开始,曹景行担任了一年财经类评论节目《财经论坛》的主持人。

1999年5月9日,北约导弹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凤凰卫视当天晚上决定临时增开专题直播节目《中国人今天说不》,准备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节目时长也要两个小时。而当时的凤凰卫视大部分主力人员都在湖南,台里只有少数几个人值班。节目开始时,只有20分钟的资料和新闻素材,许多即时发生的事件都是同步直播。曹景行作为嘉宾临时上节目进行即时的穿插评论,而这些评论获得了观众强烈的反馈。事后北京大学的许多学生联名写信:“大家都聚在一起,观看了你的评论。能在当天就得出这样理智而又中肯的评判,几乎影响了我们的情绪。我们愿意听到真正的代表国家利益的声音,这是我们的想法,相信也是更多的中国人的想法。”这之后,《中国人今天说不》连续一个星期每天进行直播,曹景行与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合作进行新闻评论。代表凤凰卫视发出的评论成为人们了解信息、思考和解读事件、恢复理性态度的重要依据。7天的直播既磨练了曹景行作为电视评论员的能力,又成就了他时事评论员的权威。他被媒体评为“中国时评第一人”,他的“曹氏评论”更是开创了中国一种新的电视媒体形式。

1999年8月,凤凰卫视为了填补11点50分之后的二十几分钟空白时间,开设了一个新的评论节目《时事开讲》,董嘉耀做主持,曹景行做评论。当时中国电视台排定节目基本遵循大部分民众的作息时间,晚上7点到8点是黄金时间,10点之后就开始安排一些无关紧要的节目,甚至干脆不播放节目。因此,《时事开讲》筹办初期的预想是反响不会太好,影响也不会太大,不过几乎也没有成本。“当时就是试试看。”曹景行说,“但是我们从这个节目发现,晚上11点多是有人看电视的,而且这部分人还特别高端。这可能是我们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我们把晚上这个时段开发出来了,而且变成了一个黄金时段。”

吴小莉将曹景行与阮次山、何亮亮三位评论员并称为凤凰卫视的“三宝”。他们三位都年龄稍大,在做评论时富有权威性与亲切感。曹景行2001年到清华大学演讲时说:“不是自夸,我们几个老头子是凤凰卫视最用功的人,每天都要将全球的新闻过目一遍,然后从中挑出一条、最多两条做题目。所谓8小时工作制对我们来说根本就是一个概念。”

总结自己在凤凰卫视的10年,曹景行认为一方面是运气和机遇。上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正是电视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他刚入职的时候,“谁能想到凤凰卫视是今天的样子?”另一方面是他持续不断的积累和发展。“我现在的东西都是基于凤凰给我的舞台和积累的经验。做凤凰的时候,我做评论靠的还是《亚洲周刊》时期的编、写、采,做《亚洲周刊》又是基于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世界经济,研究世界经济又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拼命读书,学习了许多经济类课程和知识。任何东西都没有浪费——从我下乡、中学时期乱七八糟看书,到现在所有学到的东西全用上了。”


三、让新闻学子站在自己的肩膀上

在凤凰卫视工作了几年之后,曹景行又开始想再做些其他不一样的事情。“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教书,因为以前从来没教过。”曹景行与清华大学正式结缘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过后。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清华、复旦等大学合作举办发言人培训班,曹景行担任讲师。“当时,清华新闻学院就问我愿不愿意去讲课。”曹景行说,“我说我正有此想法。”

2005年,曹景行开始担任清华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在这里任教的9年中,他开设了多门电视新闻课程,包括新闻学院专业课“电视新闻评论”“电视新闻报道”和“电视新闻出镜记者”,以及面向全校学生的精品公选课“镜头下的战争与国际关系”。

“镜头下的战争与国际关系”在清华是一门极难“抢”到的课程,这门课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为主要案例,具体分析当代国际社会的战争与媒体报道情况,透析镜头背后的事实真相,并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关联对比分析国际关系的发展态势,培养学生认识媒介化事实、洞悉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的能力。每节课前曹景行都会花大量精力备课,他会选许多片子在课上播放,并创新性地将战地报道与国际新闻紧密结合起来,非常受学生的欢迎。“我上课讲的观点,就是要给学生打开一扇观察外界的窗。”他笑着说。除了课程内容受欢迎,曹景行自己也受到学生的敬爱。因为标志性的白发、平易近人的性格和亦师亦友的相处方式,私下里学生们经常称呼他为“曹爷爷”。

此外,曹景行还常年担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重大事件多语种全媒体报道”课程辅导教师,多次带领学生实地进行采访报道,如美国大选等国际重大事件,开创了国际新闻教育的重大新闻现场教学模式。这门课程2008年就开始了,当时曹景行还在清华任教。“上外当时问我能不能去新闻学院教课,我说重复的事我不做,不能把在清华的课再搬到上外讲一遍。”曹景行说,“经过多方的商讨,最后我参与了这门实践性特别强的课程。”

相比于做电视记者,曹景行直言“做教师难多了”。他把这两种不同的职业身份打了个比方,“做电视是‘远距离开战’,炮放出去,打准打不准要调查收视率才知道。课堂上是‘近距离肉搏’,每句话都能得到不同的回应,打瞌睡也是一种回应。”

在十多年的教学生涯里,曹景行对于新闻院校应当如何培养优秀的新闻人才有了更深的感触。在他眼里,四年的大学新闻教育只是一个起点。“我并非科班出身,我的许多优秀新闻同行也不是这个专业的,但只要你想认真学,从来都不晚。”

谈及一个优秀的新闻媒体人应当具备哪些素质时,曹景行说,“最根本的是要有本能的激情。”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你们一个宿舍四个同学,外面忽然有人叫了一声,有的人根本不理,继续做自己的事情,有的人马上伸出头去看。伸出头去看的人是应该做记者的,他对世界上的事情有本能的兴趣。” 曹景行认为,如果没兴趣只是把新闻记者当成一个职业,不会很敏感地去感受周边的变化。

理想主义也是新闻人必备的特质。曹景行坦言道,“做新闻很累的,回报也不高,大部分人做了一辈子新闻,名也没有,利也没有。” 他劝诫学生,做新闻一定要想好,愿意做一辈子才行,“没有理想主义坚持不下去的”。

在当今浮躁的社会里,许多新闻学子往往沉不住气,做新闻浅尝辄止,年轻人跑新闻,有时只能是翻些资料,尽管知识储备不足,也懒得去挖掘重大新闻背后的历史根源。针对这些问题,曹景行认为,新闻专业学生应该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一方面因为新闻的成功率很低, 想要脱颖而出不容易。“比赛还有第二名、第三名,新闻没有第二名。”另一方面,要把新闻做得更好一点就必须付出得更多,这是新闻业务的硬道理。

“在交稿之前没有底的,你一天看几份报纸?”曹景行反问道,“3份也是看,5份也是看,10份也是看。叫你采访一件事,你前期在百度上看了3篇,大概知道了,也是去采访;看30篇,也是去采访。”而3篇与30篇,就是粗制滥造与精益求精的差别,也是一个草草了事的记者与严谨负责的新闻工作者的差别。

此外,曹景行十分看重学生对相关经验的积累。在他看来,只有把采写实践经验积累起来学生才知道新闻怎么回事,才能把握得住新闻,才能有人脉,从而在最短的时间抓住核心。从凤凰卫视离职后,他将更多的心思扑在教学上,每年带领学生赴海外采访,手把手教学。

2016年11月29日,曹景行回到曾执教的清华园,以“新闻教育良友奖”获奖者的身份参加第四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颁奖仪式。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这样说道:“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在学生旁边推他们一把,把他们推上一个今后更好的台阶,让他们站在我们的肩膀上,成为我们的新闻巨人。”

现如今,曹景行已经从清华大学退休。今年正好70岁的他,对于未来还有无限的预期,还有许多想要的尝试和探索。他认为,未来的新闻业态避不开直播,只是现在的大部分直播质量都不高。因此,他设想由世界各地的资深媒体人组成联盟,利用手机进行24小时新闻直播,“哪里有新闻就传,哪里有什么事情发生,我立刻就可以看到。”他说,“世界各地的(新闻)可以通过手机直播连成一个网络”。但是,曹景行并不认为这种新闻直播可以借助现在流行的直播App,他想要寻找甚至创办新的、更合适的平台,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文章选自《教育传媒研究》第九期)

作者徐梦菡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姜婷婷系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硕士研究生;刘书田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

【特约编辑:纪海虹;责任编辑: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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