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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恢复40年:那时没人怀疑“知识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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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2 16:04     新京报

[摘要]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我们绝大部分人都经历过高考,也往往觉得,高中生活太枯燥无味,整日除了背书,就是做题。然而,在1966到1977年高考废除期间,许多知青在艰辛劳作之余,依旧坚守着对知识价值的认可,暗自盼望着“高考”这一公平竞争机会的来临。

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全国上下一片欢腾。“老老少少”争相报名,结婚生子的人和在校高中生同场竞技,师生、父子、叔侄一起上大学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40年过去了,对于高考,我们早已不再万众期待。但我们应该回望那段历史,看看那时的人们是如何备考的,那届高考对个人及整个社会产生了怎样重大的影响。回顾的同时,我们或许还会发现,那时的经历对如今势在必行的高考改革不无警示意义。

1977:个体命运的转折与社会常态的回归

撰文 | 杨津涛

中国高校招生制度在1949年后经历过几次大变。1952—1965年,实行的是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1966年“文革”爆发后,高校停止招生;1970年,北大、清华等学校进行“推荐制”试点;1972年,高校全面恢复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原则,给予“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推荐资格,至于应届高中生,或者进厂务工,或者下乡劳动,失去直接升学的机会。

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积压十一年的历届中学生,才又一起走进考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老老少少”,“老三届”(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的毕业生,很多超过30岁,早已娶妻生子;而同场竞技的在校高中生,还不到20岁。甚至有的地方出现师生、父子、叔侄、兄弟同考,一起上大学……

高考恢复40年:那时没人怀疑“知识改变命运”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资料图)

废除高考

“无产阶级化”的大学只有工农兵才能上

1966年“文革”爆发后,“分数挂帅”“智育第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等,被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理念大肆批判,高考制度随即被废止。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两个估计”——1949年后的“前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学校教师“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既如此,大学要实现“无产阶级化”,就要尽可能多地招收工农兵学员。

清华、北大、北航等7所大学1971年试招工农兵学员8916名,从阶级出身看,来自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者,占到总数的99.8%。1972年大多数高校都开始实行“推荐制”,当年北京11所高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中,初中以上学历者仅20%,初中毕业者占60%,还有20%新生的文化程度相当于小学。为让新生具备听课能力,高校不得不增设半年的文化补习班。

高考恢复40年:那时没人怀疑“知识改变命运”

北大学生,1972年4月。当时,大学生都是“工人,农民,士兵学生”。

很多1977年考上大学的人们,都有参加推荐被刷下来的经历。首先,政审关不好过,“黑五类”出身的青年,表现再好,都是没有机会的。作家陈建功高中毕业后到煤矿做工,1973年得到师傅们一致推荐,加之又发表过歌颂“工农兵上大学”的诗歌,以为稳操胜券。谁知道因为父亲是“臭老九”,自己有“反动言论”,陈建功还是被挡在大学门外。

更重要的是,所谓“推荐”,并无实际标准,全凭领导一句话,以至在很多地方,上大学成为干部子女的一项特权,流传着“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说法。

早年在四川下乡的薛道华,所在公社1976年获得两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一个给了他,另一个给了某休养院副院长的孩子。实际录取时,薛道华上大学的名额被休养院另一副院长的子女顶替,他被安排到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结果当时县文教局局长的女儿也要上学,又把薛道华挤到了“中师”——温江地区师范学校。开学时,薛道华抱怨了一句:“我填写的大学录取表,怎么会录取到中师?我有点想不通。”第二天,他的中师录取通知书也被收走了。

高考恢复40年:那时没人怀疑“知识改变命运”

《我的1977》

作者:陈建功 等

版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6年12月

恢复高考

1977,“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1977年6月,“文革”结束已经半年多了,但中央对高等教育改革尚无指示。在太原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有些教育工作者想改革“推荐上学”,又不敢否定“两个估计”,于是推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在工农兵学员之外,允许成绩突出的高中应届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同时,将上大学的文化门槛,由初中程度提升至高中水平。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后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提出上述规定无疑是可贵的,但这样局部的改进显然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那么,要恢复高考,必须中央直接推动了。

太原会议后不久,邓小平复出,要求“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与会者谈到高校招生弊端,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直言,“一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上大学,他们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是上不了大学的”,“三是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他希望恢复全国统一招考,“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吴文俊、邹承鲁等与会学者纷纷对查全性的发言表示同意。

高考恢复40年:那时没人怀疑“知识改变命运”

查全性,著名电化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博导,中科院院士。在其积极建言下,停止了11年之久的高考于1977年冬季恢复。

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回忆,邓小平在查全性发言后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说:“今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最后,他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于是在太原会议后,1977年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邓小平找刘西尧等谈话,要他们推翻陈见:“‘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你们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

在很多回忆中,当事人都特别提及邓小平对政审的简化,“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避免考生因家中亲属的“历史问题”被牵连。

高考恢复40年:那时没人怀疑“知识改变命运”

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

在教育部发布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规定工人、农民、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在20-25岁;“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在30岁以下,只要满足三个条件:“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都能报考。

为了最大程度招纳人才,还特别规定,“在校的高中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具体招生工作,“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由于“文革”期间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中小学教育有名无实,各省教育水平差别很大,所以此次高考由各省自主命题。

高考恢复40年:那时没人怀疑“知识改变命运”

备战高考

从头来过,全国上下手忙脚乱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当天,天南海北的知青也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报中,听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在很多回忆中,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杜甫那句“漫卷诗书喜欲狂”形容当时的心情。知青们有机会上大学了,但要复习,一没有时间,二没有资料。

高考恢复40年:那时没人怀疑“知识改变命运”

无论是厂里做工,还是乡下务农,想参加高考的青年们都只能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复习。在山里插队的刘延民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7点,要喂三次大猪、六遍小猪,还要准备饲料、砌猪圈、垫猪圈等,只能利用有限的空余复习。参加1977年高考前,王新辉在一个山村中学当老师,要在批改完学生作业、备好课后,才有时间复习下要考的内容。他回忆,“时常是一边吃饭,一边背记,晚上一边洗脚,一边看书”,不得不通宵达旦。

无论是厂里做工,还是乡下务农,想参加高考的青年们都只能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复习。电影《高考1977》再现了这一场景。

相比于时间,复习材料更加紧缺。当时文理科都要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另考史地(历史、地理),理科另考理化(物理、化学),外语作为参考,不计在总分。为能获得这些科目的资料,考生们各显神通,有人拿出留了十年的中学教材,有人得到城里亲戚寄来的油印材料,还有的人只能手抄各种习题。

材料都是有多少复习多少,现在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的孙文泱回忆,他姑姑从上海寄来好几册《几何》《代数》,有了丰富的数学材料;弟弟在一个中学任教,帮他找历史老师要了十几页有关中国史的填空题;世界史资料用的是他爸爸单位发的周一良、吴于瑾《世界历史》;地理内容不多,只有一些传抄的材料。

复习之余,考生们还要想报专业的事。“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对于“文科”心有余悸,倾向于学理工科、技术类的科目。后来从事党史研究的薛庆超曾说,“在七七级大学生中,凡是报考文科的,基本上都是因为报考理工科,没有考上大学的把握,才这么做的”,这种说法当属实情。

历史学者雷颐从军队报考大学文科,成绩高于重点分数线,但雷颐的父亲希望他放弃入学,补习下数理化,来年再考,上个理工科大学。总的来说,当年大多数考生填报学校和专业时,都比较随意,首选把握最大的或最熟悉的。在他们当时看来,只要能上学就好,上什么学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高考恢复40年:那时没人怀疑“知识改变命运”

“对于一个曾经以千万人的青春为代价、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并不断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老三届”、学者雷颐

招考部门也和考生一样忙乱。1977年召开了两次招生会议,错过了正常的招生日期,直到当年10月,招生意见才通报到各省。高考已经11年没有进行过了,现在一恢复就是面对几百万人参加的大考,无论是考前命题,还是对监考人员的培训,都极为紧急。

如辽宁在得到恢复高考消息的第二天,就组织了20多人的命题组,送到一个远离市区的宾馆里工作。直到这时,命题组的老师们才得知基本原则——考查范围不超过高二,以基础知识为主。20余天后,经过数十次审核和校对,辽宁省高考试卷才交付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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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山东高考试卷

在当时,印刷试卷的纸张需先向本省计划委员会申请,再由出版局调拨,但恢复高考时已届年尾,没有多余的纸可供使用,一些省份于是奉命征用了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由于经验不足,河南、山东一些地方把正反两面的试卷,只印了一面,导致考生需要参加补考;吉林延边印刷试卷时,对废纸处理不当,出现了泄题情况。

即使是装试卷的麻袋都不敷使用,那时麻袋是防洪和战备的专用物资,如云南是省委亲自下令,才征用了2000多条麻袋。当时在江苏组织高考工作的胡星善说,“试卷印妥后如何包装,用什么袋子,装多少份,有什么保密要求,袋子上需要何种说明等等,必须精心设计,现做实验、现写说明、现订货、现投产……”,一切都是从头来过。

高考恢复40年:那时没人怀疑“知识改变命运”

1977年的高考报名点,时常能看到大龄考生拖儿带女来报名

考场实录

公平的回归改变了不正常的教育秩序

时隔十年,能重新走进高考考场,大多数人用行动表示了对此次机会的珍视。在北京监考的鲁崇英回忆,“我原来想,青年们被‘四人帮’毒害了这么多年,个别人考试答不上来,可能捣乱。没有想到,考场秩序会这样好,考生态度会这样端正。学生真的变样了。有些过去被‘四人帮’一伙骂得抬不起头来的老教师,今天看到学生这样遵守纪律,尊重老师,严肃认真地对待考试,感动得热泪盈眶。”

其实鲁崇英担心的事,并不是没有发生。如一名辽宁考生在数学试卷上写诗,控诉“四人帮”当政,自己失去学习机会:“寒冷考试场,心绪漫无边。犹念‘四害’滔天罪,坑杀青少年。蹉跎晃十年,祸国谈何浅。罪当千剐难消恨,报国耻空拳。华主席英明,一举澄空间。江山绚丽花万朵,抒志在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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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水平普遍不高,还是在辽宁考场上,史地试卷有一道题问:“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有考生回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还有考生说“长矛、大刀、火箭、原子弹。”语文试卷有一道题要求翻译:“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考生答:“姐夫领着小姨子去游泳,到那里后看见游泳的人很多没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如此种种,并不鲜见。

自古就有的考场弊案,1977年高考也不例外。河北省故城县发生了一场特大舞弊案,县委书记以下数十名干部涉案。县委书记马连宝共有6个女儿,前三个女儿都通过“推荐”上了大学,他还想故技重施,把高中在校的四女儿送进大学。

马连宝先后找到文教局长、招生办主任,让他们“帮忙”。考点负责人给县委书记家“小四”换了三次考号,安排成绩好的学生坐在她旁边;考试期间,马连宝派通信员以送药为名,给女儿传送答案。故城的其他多名县委常委也利用职权,或者巧妙安排座位,或者改试卷。被查处后,马连宝说:“我不知道今年(招生)办法改了。”——公平确实回来了。

即便在考场上发挥良好,也不意味着你能正常上名校。1977年高考,取消了原本要查祖孙三代的政审,没有了充满黑幕的“推荐上学”,但“文革”十年的思维惯性,并不会因一个文件、一次高考就改变。在高考政策的执行中,还是有不少考生受到政审的刁难。在教育部发布的《招生工作简报》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成绩很好的考生,或者因为父亲是国民党,或者由于母亲是“右派分子,与日特有联系”,而被县里扣押材料,无法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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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11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精神抖擞迈入考场。

王代文兄弟的经历更为荒诞,他们出身教师家庭,参加1977年高考一起上线后,有干部公开质疑:“这是什么政策,让地主资本家的子女上大学!”“他们家只能去一个!”这兄弟两人同母异父,王代文的生父被认为是“畏罪自杀”,他本人则“对现实不满”——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近段时间新歌不多”,同时“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裁缝铺里帮人裁过一两件衣服。于是王代文的弟弟去上了大学,他只好第二年再考。

1977年有570万人参加考试,经过扩招,本科、大专总共招生27万人,录取率4.8%,是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届。同过去的“推荐制”相比,这次考生质量得到了保证,清华大学在黑龙江录取的7名新生,有5人数学考了100分;在广西录取14人,数学平均80分,物理85分。北京大学在福建录取的文、理科新生,最低分290分。高考选拔人才的功能终于开始恢复了,中国又有了真正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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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录取通知书

到1978年,高考制度确定下来,但还是很特殊。制定复习大纲必须照顾当时考生的实际水平,负责物理编写的老师担心,“这几年中学教三机一泵,一下子转成力学,弯子太大”“考动力学,但不知道中学是不是有天平”。大纲最大限度地兼顾了考生的特殊性,如历史考题以中国史和近现代史为主,外语考题要求在初三水平。参加这一年高考的人数,超过了1977年,达到621多万,直到2003年这一纪录才被打破。

恢复高考,最大的意义在于恢复了公平。当初从学校走出后,走进工厂,下到乡间的年轻人们,不会想到还有机会重回校园,成为作家、科学家、领导干部,他们的命运确实是因这次高考而改变。但是,当我们注意到5%左右的录取率,也会知道,真正因为这次高考改变命运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高考的意义,更多地还是改变了中国不正常的教育秩序,是中国逐步走向正轨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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