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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成栋:当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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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5 10:48

19813月到国家教委工作,曾在人事司、机关党委和电教办、中央电大、中央电教馆等七个单位担任过主要负责人,但让我感到最难忘的单位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以下简称“中教台”),因为当台长最难。

中教台是1986年建立的,建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文化大革命那么多年,导致师资短缺;二是中央电大的课程需要向全国播出。当时建中教台确实是很难的,因为除了广电系统以外,其他任何系统原则上一律不许办电视台。教育系统办电视台还多亏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同志,是他批示叫“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当时任务很明确,中教台先通过卫星往全国发射两套节目,一套是电大的课程,一套是师资培训。从1986年到1992年,这6年时间,中教台主要的任务就是先后播这两套节目,1994年以后,又和山东省合作建立了一个基础教育频道,叫中国教育电视山东台,主要在山东制作节目,往全国发射播出。

“八年抗战计划”

我是199281日到中教台当台长的,当时中教台实际上就是一个播出中心,没有新闻、文艺、体育和专题节目,更没有广告,就是单纯的播教学节目,而且基本上都是“大头像”。当时全台不到30人,也没多少事,因为大家只是负责播出节目而不制作节目,这需要不了多少人。

我去了以后,国家教委党组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中教台从“播出中心”变成一个真正的电视台。到中教台履职时我52岁,离60岁退休还有8年,所以根据台里当时的情况我制定了“八年抗战计划”,什么叫“八年抗战计划”?就是先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把中教台变成一个功能齐全的真正电视台,即除了教学节目,也有新闻节目、文艺节目、体育节目和广告等;然后再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把中教台变成全国一流的电视台,一流的电视台不是和中央电视台比,而是和省级电视台比。经讨论,教育部党组也同意我这个意见。

当时中教台在北京有个说法叫“灯下黑”,就是“上边卫星转,下边什么也看不见”。虽然中教台节目在北京通过卫星往全国播出,但在北京“不落地”,在北京看不到中教台的节目,这不就是“灯下黑”嘛。当时教育部的同事还问我,说:你调到哪去了?我说:到教育台去了。他说:你怎么到国家广电总局去了?我说:没到国家广电总局,是教育部的电视台。他说:怎么看不到节目?我说:你别着急,“灯下黑”会解决的。

有鉴于此,所以我到中教台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中教台在北京的覆盖落地问题。要想在北京落地,就一定要在北京建一个频道,可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北京的频道都是规划好的,所有的频道都被中央台和北京台给占了。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频道谁也不可能给你,所以等于没有频道来落地。我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二、三年时间不行,考虑再三,我提出先从制作和播出综合节目做“突破口”。

全国教育电视新闻联播

当时除了教学节目,国家有关部门不让播综合类节目,要突破这一点,我说就先做新闻吧。具体来说,先做新闻节目有三个原因:一是电视台是媒体就必须有新闻。省、市所有综合电视台都是有新闻的,而且把新闻节目变成全台的“第一声音”;二是以新闻为“突破口”容易得到领导的支持,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的李铁映同志就很支持,国家教委党组也开了会,决定同意和支持中教台办好新闻节目;三是做好新闻工作是中教台的重要使命。从根本来考虑,教育部门办教育电视台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宣传教育,让大家了解教育,如果没有新闻怎么去宣传教育呢;二是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通过这个平台,把国家教委的声音传递到整个社会,同时也要把社会上对教育的看法反馈过来,才能为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服务。综上,教育新闻应该是国家教委党组的喉舌,只有把新闻办好,国家教委才会对我们满意,才能支持我们。

由于办新闻得到了国家教委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所以我就有信心了。为了将新闻办好,我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召开新闻工作研讨会。19928月底,我当台长不到一个月,就在浙江宁波召开了全国第一个教育电视新闻工作研讨会,主要研究教育电视怎么办新闻。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教育电视办新闻要想一炮打响,就要做联播,当时中央电视台做新闻联播,我们可以做全国教育电视新闻联播。

二是建立新闻部。而且是“重兵投入”,刚开始建新闻部的时候,我们中教台只有不到40个人,新闻部就用了18个人,几乎占了一半力量。然后又从国家教委申请了专项经费,专门用来办新闻。但我感觉力量还是不够,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大动作——从外边招兵买马,先后招来了闻闸(原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党总支书记)、张志君(原中国教育报总编室副主任)、王浩瑜(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主持)、颜倩(原杭州电视台首席播音员)等,这些人有的解决了外地进京户口,有的直接就给了房子。当时台里很多人都有意见,认为自己来台里很多年都没房子,后来的怎么就有房子?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引进骨干,先把新闻做起来,台才可能做起来;台办好了就会有钱,到时台里买房子再分给大家,否则大家都穷着,谁也上不去。

三是建立全国记者站。就是在全国省、市教育电视台或电教馆办记者站。建立全国记者站的目的是快捷的得到全国优质新闻内容,同时他们也愿意转播这一节目,才能叫联播嘛。

199210月份,中教台开始播《教育电视新闻联播》。播出以后,算是一炮打响,国家教委党组比较满意,对中教台给予了表彰。

“一举两得”的合作

有了新闻联播后,我接着搞体育和文艺节目。当时,做节目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钱,我就和北京电视台合作。与北京电视台合作是“一举两得”。第一,我给你“上天”,你给我“落地”。当时北京电视台没有上星频道,只在北京地面上有几个频道,而我台每天晚上十点钟以后卫星上的节目,基本上就没人看了,所以中教台和北京电视台当时签定了一个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每天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中教台给北京电视台播两个小时的节目,这里面包括高质量的体育节目和文艺节目;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的黄金时间,北京电视台27频道给中教台播节目,主要是新闻和其他好的节目。这样一合作,中教台开始在北京“落了地”,北京台在全国“上了天”。第二,北京电视台每年给中教台240万的“上天”费用。与北京电视台合作,不仅是节目互播,还能拿到钱,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当时中教台除了国家给的财政预算外,没有额外收入,所以这240万也是中教台的“第一桶金”,这在1992年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与北京电视台第一次合作播出节目是播出文艺体育晚会。1992年,我国第一次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时正赶上奥运会刚开完,奥运健儿从国外归来,北京电视台组织了一场大型的欢迎晚会,既有文艺节目也有体育节目,晚会的名称叫“九二圣火”,晚会从晚上八点钟开始直播,一直播到十点多钟,这场晚会通过中教台进行了全国直播,这个“动静”很大,据说收视率很高;虽然当时国家有关部门不让教育台播文体节目,但播这么有意义的节目有什么错呢?播了以后,李铁映同志和原教委主管副主任邹时炎都说我播的好。

晚会进行了全国播出,中教台的节目也在北京27频道播出,而且还是在黄金时间播,一年又得到240万的费用,这样一来,全台的士气就不一样了,因为大家觉得中教台开始像个电视台了,有了钱,也可以发奖金了,大家很高兴。当时国家有关部门对中教台管的很严,中教台的有些领导对与北京台合作有顾虑,我对他们说:怕什么,我们干的全是好事,如果因为干这些事,我被处分或罢官,这是我的光荣。这些话我在全台大会上都讲过不止一次。

三分天下有其一

上述成绩的取得,只是小小的一步,因为节目在北京只能算露个面,要想有本质的提升,必须在北京建一个频道,中教台在北京与中央电视台、北京台必须“三分天下有其一”。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以中国教育电视新闻联播为龙头,以北京35频道落地为“突破口”,带动全台工作的全面发展。为什么要提这条意见呢?因为中教台播出新闻后,其他节目也做起来后,在北京落地一小时是远远不够的,在北京不落地,你在全国怎么发展都是空话,所以必须把解决北京覆盖落地问题作为“突破口”。为了解决北京落地问题,当时一是通过舆论,二是通过领导。

当时我专门约请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十几家媒体,在一起研究讨论节目在北京落地问题。特别请《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毕全忠同志对我进行了专访,专访内容刊登在1993215日的《人民日报》上,而且给了一个较大版面。教育电视台台长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这在教育电视台历史上是很少的,现在可能也没有。在采访中,我就“为什么在北京看不见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节目”等问题做了解答。这次采访内容,其他全国大媒体也转登了,应该说这对于解决我台在北京办频道一事影响很大。在《人民日报》刊登对我的专访,我并没事先给教委主任汇报,报纸出来后我才做的汇报,这在当时是没按规矩办事。时任教委党组书记朱开轩事后还说我干的不错。

当时向国家广电总局申请电视频道未能得到支持,所以我们就给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写报告。因为当时是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分配频道,委员会主任是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由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和我们教委找专家,通过科学手段测量,看有没有可能再挤出一个频道来,这个工作是很有难度的。因为频道和频道之间互相有干扰,离得很近的话互相就都看不好了,最后测出35频道还可以。于是我们通过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联合给国务院写报告,最后,在国务院办公厅并李铁映、邹家华、丁关根等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北京35频道在1995年开始播出,这对中教台来讲是个重大突破。此后,中央各部门都知道教育部门有一个电视台,这在中国教育电视发展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同时,虽然我台只有一个频道,但也使我们台与中央台、北京台在北京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了。

批下来后,我还对北京电视台下面的有线电视网进行了公关,无非是软磨硬泡,最后35频道就在北京免费落了地。北京免费落地后,我就想“全国也要落地”,于是我就找广电,找中宣部。广电总局很支持,把中教台与广电的三大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并列为第四大台。此后,还以广电总局和国家教委的联合名义发布了中教台一套节目全国免费落地的文件,这份文件为我台全国落地解决了很大问题。以后,康宁同志当台长时,又争取到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一套节目在全国免费落地的文件,力度和作用就更大了。

既做节目又打广告

我在解决覆盖问题的同时,就着手自己做节目,因为一个电视台只播别人的节目不自己做节目是不行的,那不是一个真正的电视台。自己做节目就面临着钱的问题。当时,中教台除了每年正常的财政拨款外,就只有北京电视台给的240万,自己做节目光靠这些钱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只能筹款。 除了跟国家教委要一些钱外,我们自己也拉些赞助,还从国家财政部门申请点钱,有了这些钱后我们就开始做节目了。节目分四大块,分别面向幼儿园、小学生、高中生和大学生,根据这四大块我们中教台制作了《天天向上》等四个栏目。当时的节目部主任是李丹林,以后是徐锦培,在他的统筹下,节目的数量与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

此外,中教台和武汉电视台联合制作了一个叫《科技之光》的节目,在全国反响也很大。当时国家有关部门不同意中教台和武汉电视台合作制作节目,还专门下发了制止的“通知”。我就给下发“通知”的部门打电话,我对他们说:第一,《科技之光》是一个好节目;第二,播这个节目符合教育台的办台宗旨;第三,我们教育台与综合台(武汉电视台)合作节目,没有违反任何法规。我坚决不同意你们那个“通知”,而且等着你们领导找我谈话。这个谈话到现在也没人找我谈,事后,我这个节目照常播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本身就是件好事,两个台都得到了发展。

节目做出来后,我们还要打广告。中教台有了广告业务,才会有收入,才能更好地发展。当时全国的教育台都不能打广告,可不打广告怎么生存,怎么发展?当时,有关部门不同意我们打广告,说我们教育台是公益事业。我说,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不也是公益事业吗,为什么能打广告?当时我托人将此事上报给国家工商总局,199512月国家工商总局批准了。批准后,中教台就立即成立了广告部,常建平同志是第一任广告部主任。此后,全国教育电视台都可以合法的播广告了,这对全国教育电视台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件大事。

超前的“一台两制”

北京35频道批下来又面临了新的问题,因为北京35频道不在计划内,所以财政部和教育部既不给编制也不给资金。那怎么办呢?当时我们就想出了个“一台两制”的办法,即中教台还是事业编制,按国家有关规定办;但北京35频道采用“聘任制+自收自支”的机制。聘任制是全员聘任制,包括35频道的一把手也是聘的,当时叫中教台台长助理兼35频道总监。这种机制得到了教委人事司的认可,因为不这么干没有别的办法。现在看当时搞“一台两制”在行业内还是比较早的,也为我台以后的用人机制奠定了基础。当时,除了从北京引进于洪琛、徐东等正副总监外,还从山西、陕西等地又公开招聘了几十个人,如白娟、白丽萍等。有了“地”,又有了人,就可以种“地”收“粮食”了,所以“自收自支”也很快看到了成效。采用“一台两制”后,35频道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在北京影响很大,大概经过几年时间,它的广告收入就和在全国落地的一频道差不太多了。

由于台要发展,其他地方也要大量用人,所以就把35频道“一台两制”的做法扩大到全台,很快,中教台从原有的30多人扩大到100多人,这里面有很多好的人才,如我们先后调进了徐锦培、王京和、高宇航、杨小萍等人,其中于禾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于禾当时是中央教科所音像社的副社长,是个有高级职称的专题节目方面的专家,获得过不少节目奖项。他来了以后就负责台里的专题节目,当时专门为他成立了专题部(其中多数人都是聘的)。按当时规定,成立“专题部”要经教委人事司批准,可是等不得了,只能先斩后奏了,所以,台里的下属部门也是“一台两制”。专题部成立后做出了好多像西部教育、义务教育等大片,不仅在中教台播,还在中央电视台播,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一台两制”的做法在当时是成功的,促进了中教台的发展。

我这个台长只抓三件事

下面谈谈班子问题。我当台长后,管理方式采用的是台长负责制。即副台长在台长领导下分工,而且对台长负责,台长有最后决策权,决策以后大家分头执行。当然,对有关电视台发展的大问题,都必须先民主再集中,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再决定,避免失误。所以班子当时很团结,从来没有矛盾。我当时把内部的工作都交给副台长干,副台长分管业务、技术、新闻、财务等等,分工负责。我对他们分管的工作都支持,从不干涉,所以大家在工作时应该心情还是很舒畅的。我干什么呢?我主要抓三件事:大事、人事和难事。“大事”就是事关台里发展的事,台的改革与发展的大问题,如35频道等事;“人事”不是说具体管人,而是重点管人才引进和使用,其他的我都不管;“难事”就是这个事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它很难,而且也制约我台的发展,我就亲自去抓,比如说做一件事遇到难题了,教委司局哪不通了,那我就去疏通。我去了以后,中教台就没有团结的问题了,包括我以前在电大、电教馆当一把手,都没有团结问题,为什么呢?第一,当一把手抓大事要想得周到一些,同时也要勇于担当;第二,对副职不仅要放权,同时也要主动关心和支持他们的工作,大家才都愿意听你的;第三,你得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干事。这样做以后,也培养了一批人,像李鹏、张天林等都是很能干的。

还要认真当会长

虽然中教台有了发展,但我感到一个台的力量是孤单的。我想必须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以中教台为龙头,把全国教育电视台团结起来,走联合发展的路子。当时,有中国电教协会(我是会长),下属有好几个专业委员会,教育电视专业委员会是它的二级单位,不好独立开展工作。我们于1994年组织成立了中国教育电视协会,是全国一级协会,我兼任会长,到现在也是。中国教育电视协会的作用有五个:第一,积极配合教育部有关司局的工作,当好他们的“参谋”和“助手”,使他们更关心和支持我们,这样有利于中教台与全国教育电视台的生存与发展。第二,协会要求大家联合制作和播出《教育电视新闻联播》,这样可以更促进我们台的新闻工作发展。第三,联合制作节目,先后制作了《身边的科学》《身边的奥秘》等节目,有的节目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这就大大提高了教育电视在全国电视界的地位和影响。第四,组织节目评奖,通过评奖可以促进节目质量的提高,我们可以选好的节目在中教台播出,使我们台节目更加丰富。第五,协会成为各会员之间交流、研讨的平台,研究如何共同发展,这对我们台的工作也是有利的。因此,通过当台长兼协会会长,更好地确立了中教台在全国教育电视台的龙头地位,同时也促进了全国教育电视台的共同发展。

就这样,经过三年左右的时间,中教台有了新闻,有了体育、文艺、科技等节目,有了广告业务,还在北京地区覆盖落地,建立了较好的用人体制和管理机制,一个完整的电视台就算基本上建立了,实现了我“八年抗战”的第一阶段目标。1994年国家教委成立电教办,我被任命为电教办主任兼中教台台长,1995年以后也不再兼了,虽仍然继续分管中教台,但没有太多精力抓中教台的事。因此,未能完全完成“八年抗战”第二阶段的目标,即把中教台办成可与省级电视台相比的第一流电视台,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最后,我再说几句话,有人说我是中教台的创立者,或者开拓者。其实都不是,中教台的首任台长是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邹时炎同志,还有邢纯洁、孙保怡、柴永广、杨明甲、张天林等同志,先期都做了很多工作。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国家教委主要领导何东昌、朱开轩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没有这些哪里有今天的中国教育电视台。我个人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本文由宋成栋口述,《教育传媒研究》记者孙少柏记录整理。文章选自《教育传媒研究》2016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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