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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铸: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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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4 09:41

金秋时节,是中国传媒大学校园最美的时节。银杏黄了,海棠红了,钢琴湖边高耸的白杨树下,常常可以看到一位精神矍铄,和蔼可亲的老人走在夕阳的余辉里。而每年这个时节,校园里都会多了一群雅气未脱的青春面孔。当这些年青学子与这位笑容满面的长者擦肩而过时,也许不会想到,他竟然是他们老师的恩师,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学界的泰斗,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得过两次中国传媒大学“突出贡献教授”称号和国家一级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的国家二级教授张凤铸先生。

 

37年前,在电视刚刚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那个年代,张凤铸先生来到了这所位于北京东郊定福庄、当时还叫做“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校园。那时,十年浩劫刚刚过去,百废待兴,电视的普及使业界对人才的渴求非常强烈。

 

1979年,张凤铸先生从内蒙边陲的民间文艺调研第一线,调到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受命筹建文艺采编专业(今天中国传媒大学文艺编导专业的前身),创建了全国第一家电视文艺编辑系。两年后,他担任文艺系系主任,在相继开创的广播电视文艺学、影视精品分析、音响美学、广播文艺编导、电影艺术概论等课程中授业传道,教书育人。

 

就像校歌里描绘的那样,那时的校园里有一排排“年轻的白杨”,而今,它们已长成参天大树。先生曾感慨地说,从四十出头进入广院,直到年逾古稀才走下讲台,他始终深爱着这个学校,深爱着这些充满灵气和才华的年轻学子们,深爱着“三尺讲台”的教学岗位,“一往情深而乐此不疲”。

 

这位温厚朴实的长者,今年已八十高龄。早在1983年,即第一届央视春睌轰动播出的那一年,张凤铸先生就与北京电影学院老院长沈嵩生先生一道,创建了中国影视教育的第一个国家一级学会: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

 

从创办之初张凤铸先生便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1998年开始担任会长近十年。先生以自己多年执着与坚持的学术建构,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将影视教育从中戏、电影学院、广院等少数几所高校推延至全国上百所高校,为中国广播影视教育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为我国影视事业的蓬勃实践,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广播电视高级专业人才。

 

他的学生遍布中国乃至海外的影视与传播领域,其中不乏中央以及地方电视台的台长、总编辑、知名导演、编剧、制片人,也有诗人、学者和大学教授。当这些弟子们的赫赫声名和业绩见诸电视荧屏或各种媒体的时候,张凤铸先生却极少出现在电视荧屏,刊物封面和媒体头条上。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前院长李兴国教授对先生的评价是“静默耕耘,甘守淡泊”,“长江学者”胡智锋教授对他的评价是“德崇品高,宽厚包容”。这种甘于奉献、淡泊名利的情怀,正是先生作为一位传媒教育学者的突出品格。他默默耕耘在三尺讲台上,并非为了鲜花、掌声和粉丝,而是为了不负成百上千渴求知识的学子。

 

教育同样也是一种传播。既然与中国电视一起走来,就要开拓创新。为此,他几乎把全部时间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而无暇他顾。除了承担从本科生、博士生到博士后,从大专班、专修班到短训班的教学与指导,还在理论研究中笔耕不辍。

 

几十年漫长艰辛的探索,每一项研究都锁定时代的前沿。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而中国广播、电影和电视从内容到形式,从传播观念到实践等都在不断地发生嬗变。从昨天到今天,从今天到明天,时代不断地推动着传播媒体进入新的领域,出现新的动向,开始新的探索。作为中国广播电视崭新时代的同行者,先生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不断积累学识与智慧,去眺望前进的方向。

 

30多年的潜心研究,使先生的学术成果斐然,著作等身。相继出版了《影视基础理论和技巧》《音响美学》《电视声画艺术》等专著近十部,主编了《中国广播文艺学》《中国电视文艺学》《中国当代广播电视文艺学》等系列教材,是《20世纪学术大典》的编委和《广播电视艺术研究》的主编,《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的编委、撰稿人,《中国电影名片鉴赏辞典》的副主编、编委,还率团访问过台湾、香港,到美国讲学,为学科理论体系的夯实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其中,他在八十年代初撰写的《影视理论基础与技巧》,是中国首部将 “影”与“视”理论兼容的专著,开中国“影视合论”之先河,获得了国家广电部的优秀教材奖,被多所大学选为教材和重要参考书,也成为当时不少师生人手一册的畅销工具书。而在电视研究和电视文艺学方面,他主编的《中国电视文艺学》是中国电视文艺第一部体系完备的著作,不仅填补了该领域的理论空白,也成为一代又一代学子们入门和解惑的经典之作。而《电视声画艺术》长达60万字,对“声画合一”的视听语言艺术进行了启蒙性、开拓性的研究,被学界评价为“对中国电视艺术学科的一个重大贡献”。该书获得了1999年北京广播学院优秀著作一等奖,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二届”学会奖全国一等奖以及广电总局优秀著作一等奖。

 

先生曾这样说道,“构建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体系应当一切从实际出发,兼顾媒介技术发展的现状,将现实和未来有机结合起来,使得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体系能够指导当前的广播电视艺术创作工作实践和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活动。”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脚踏实地的耕耘,使先生对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面对新世纪兴起的影视文化产业,张凤铸教授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和理性审视。他曾指出,“当前我国电视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技术崇拜,忽视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对审美理想的注入、支撑,电视艺术审美主体在技术崇拜面前日渐迷失、衰落,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要走出电视艺术文化生存的现实困境,提高节目质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精品是文化积累,是文化遗产的重要成分。一部精品,总是凝聚着文化之魂,时代精神,生活气息和艺术氛围。正是精品构成了电视文化的品格。”

 

在各类书店里,张凤铸先生的著作至今仍作为广播影视方面的经典读物摆在显眼的位置,也是考研、考博的必备书目。当年轻学子们意气风发的走进校门,拜读着先生的著作,也许不会想到,先生六十年前他和他们一样,也是这样意气风发地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开始了一生的求学治学之路。

 

张凤铸先生1936年出生于广东省梅州地区五华县的一个客家村庄,深受客家文化的熏陶。那里的人们勤勉、团结,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普遍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先生年少丧父,十五岁在共和国建国之初便参加工作,担任了五年小学校长。1957年,他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作为一名调干生,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家庭,不论寒暑、节假日都加倍努力地读书,中山大学的严谨学风也给他后来的学术生涯带来深远的影响。

 

大学毕业以后,张凤铸先生响应“到边疆去”的号召,前往内蒙古广播电台、电视台工作,担任编辑、记者等等。后来,又被借调到中央广播事业局,与宋铁铮、许禹嵩、贡布、布林等先生组成调研组,辗转千里,就《赞歌》《草原上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好来宝、安代舞等蒙古大草原的歌曲、艺术形式采风,集体完成了调研报告,并最终使这些民间艺术和《赞歌》等重现于中央和地方的电台、电视台。草原情怀的熏陶和长期第一线的实践经历,使先生培育起立足于父老乡亲之中,立足于时代与生活之中的情怀。

 

在学生的眼里,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师者,更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记得我刚读硕士的那年,从文艺编导本科初入广播电视学术研究领域,对研究论文的写作还是不甚熟悉。先生不仅对我论文的研究方法、选题、文献整理和写作悉心指导,提出诸多真知灼见,连文中的错别字都逐一修改,从此教会我严谨的治学态度。待文章邮寄时,也是常常亲自动手,将我的一份份稚嫩的论文装入信封,亲自提笔写上期刊和编辑老师的名字,贴上邮票,有时候还亲笔写一封推荐短信。六年后,当我博士毕业时,老师因病入院治疗,病榻中仍牵挂我的论文和工作,强撑病体悉心辅导,最终我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优秀成绩并留校任教。每当我和师兄妹们在工作中取得了一点成绩和进步,先生都表现出由衷的欣慰和高兴,这更令我经常感到必须勉力前行,才能不负先生的无私扶持。

 

先生“爱生如子”,使他的每一个学生都如沐春风。记得每逢节假日,学生们常常团聚在老师家中。先生和师母总是怕我们吃不好,找出家里的各种水果、点心分给我们,直到现在我已为人师、为人母,每次去探望老师,临走时仍然是大包小包的待遇。在这种宽厚与温暖的氛围中,先生门下硕士生、博士生数十人也都相处融洽,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始终都有彼此的扶持和关爱。先生对学生从不索取,只有奉献,就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散布在天南海北各个岗位上的众多弟子,今天我在对待自己的研究生时,也深受先生的影响。

 

先生一生极为勤勉,读书是他最大的爱好。每次去探望恩师,都会发现老师的书又多了。书房里的书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甚至蔓延到过道和客厅,家里成了书的海洋。读书,是先生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时常看书到深夜,甚至忘了吃饭,忘了休息。尤其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笔记和摘抄,直到耄耋之年仍然孜孜不倦。每次去看他,他的书桌和茶几上总是堆放着密密麻麻的各种手抄笔记。一位本应颐养天年的老人,依旧从书斋里晀望着天下,记录着荧屏窗口中的大千世界,记录着影视界出现的新变化,思考着新媒体的兴起与冲击,还会不时就一些新问题与到访的同仁、学生探讨。

 

追随先生一路走来十六年,他是一位“不忘初心”的行者,一位关爱学生,为传媒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的学者,一个时代的大师,也是我心中最尊重的长者。

 

现在先生年事已高,走路拄起了拐杖,然而,我每当看到他,脑中却总是浮现起初见那年,先生骑着老式凤凰28自行车,穿过校园,满面笑容,来到教室里为我们授业解惑的情景,那笑容可亲可爱,直到今天依然不变。

 

 

 

             (作者萧盈盈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特约编辑:董文畅;责任编辑:王旖】                             (文章选自《教育传媒研究》2016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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