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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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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3 15:20     作者: 张颐武

编者按  2016212307分,著名词作家,也是我们传播界的大师阎肃先生驾鹤西归,中国文化界失去了一位长者。为了纪念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感动中国的好人,本刊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张颐武先生撰写了一篇怀念文章,以飨读者。张颐武先生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他在文章中说阎肃先生“小处多帮人,大处很通透”这的确是非常到位的观察,相信熟悉阎老的朋友估计都会“於我心有戚戚焉”。

 

阎肃先生在夏历丙申年大年初五仙逝,他的公子阎宇在微博上的讣告也对大家满是体谅和善意:“不得不在春节假期向各方报告,如按阎老的习惯肯定是不愿在这特殊时间打扰大家的,真的很抱歉!我父亲阎肃,于今晨,2016212日晨平静地离开了尘世。很平静,没有任何痛苦,就像睡着了一样。老爸可能觉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就这么离开了。我们无力改变命运。再次为打扰大家深深抱歉!”过年期间害怕为大家添麻烦、打扰大家,这是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是传统中国人的“礼数”,这其实也是阎公始终为他人着想的善意传承。看这个忍着自己的伤痛,给大家善意和体谅的讣告,感觉阎公的精神仍然在延续着。过化存神[①],斯人已去,但他的精神和作品仍然能够流传下来。这种与人为善、为人着想,其实是阎公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这篇讣告里的那种对别人的体谅和善意,就是阎公的精神的延续。

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多次见过阎公,但那时我还是个年轻人,与他的想法思路少有交集,我们也没有来往。真正有来往是最近一些年,我和阎公经常在各种场合相遇,就常常一起闲聊。他周围的人都叫他“阎老”,好像只有我们这些与他关系并不密切、却常有交往的人才会叫他“阎公”。我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很接近,他作为名满天下的前辈也没有架子,而是对我很亲切,常对我有热情的褒奖和鼓励,于是就有了不少交往。这些交往都很淡,并不密切。阎公和我的生活圈子并无交集,他也不是学院中人,但我们聊得来。我和阎公不见面也没关系,但一见面就很有得聊,天南海北都能说得开。他常说和我聊天很放松,能谈些文艺界的掌故。那些他曾经经历的掌故都是我研究领域内的事情,所以说起来都接得上话茬儿,就谈得热闹。 

阎公和我交往主要是发短信,他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或是看到了什么文章等都要发个短信与我交流一下。他和我的短信往来前几年还是很不少的,他对年轻人不熟悉传统文化常表忧虑,一次看到我讲国学和现代性的文章,阎公就专门发了几条短信来讨论,讲他的看法,觉得唐诗宋词是最容易亲近的传统文化,有诗意,容易理解,内容丰富,比起《诗经》《楚辞》或诸子典籍等是更生动的国学。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也有自己的意见想法,有时也发来议论一下。阎公对社会的潮流保持着关切和兴趣,对俗世的生活有生动的理解。他始终对年轻人的文化抱有兴趣,对“超女”等也都了如指掌。这些闲聊,是他的人生闲笔,但看得出这样的交流对他是很有意思的,对我来说,这些短信也是弥足珍贵的。

我们的这种往来,随性而发,偶有所感就交流一下。我们也没有什么合作的事情,有点“不见亦不念”的意味,但就是性格相投,见面就聊得热烈。他有一种对晚辈的赏识,我有一种对前辈的钦敬,所以能来往得长。他有一次参加央视四套的《中华之光》要讲讲文化传承,他是主角,本来没有我的事,但他一定要让编导找到我和他一起参加节目,他的话说得非常客气,说是有我在帮他一下他就放心,与聊得来的人一起上节目比较轻松之类,其实是对后进的提携。这样的来往一直持续下来,一直到他病倒。

在我和他的交往中,我感受最深的是老先生通达乐天,对人充满善意。小事上少计较,不摆谱端架子。别人的事能帮就帮一把,圆融通达,不斤斤计较,能做多做,待人接物都是充满善意。他其实自己很愿意静静地读书、写作,但别人请他帮忙,他总是不忍心不答应。有些人以为这些年阎公常在电视里做评委等,觉得他太活跃。自然这也是他作为文艺界前辈的责任所在,但其实他德高望重,年事已高,不出面别人也说不出什么。而且如果是爱惜羽毛的人未必愿意这样出面,这都是他对别人的请求的善意回应。求到他,他常不忍心回绝,看人家真诚,就答应了。他也偶尔向我慨叹许多时间都耗费在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上了,而自己的好多事都来不及做。他最让我欣赏的是没有文人的积习,不是算计一些名利地位等,而是觉得大家做事都不容易,自己能帮人做一点事就很好。他把事情简化,体谅别人的难处。这种将心比心,体谅人、理解人的胸怀其实是阎公能够得到大家尊重的重要方面。

阎公在小处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但阎公了不起的地方是他的大处明白。对他来说,前半生也有许多起伏跌宕,一路走来也有许多不容易。但起起伏伏、得意失意都没什么大不了,他经历得多,见得多,看透了人生,所以对世界有更深的理解。他对庄子很欣赏,生死起伏也能看得通透。他常说起庄子的文笔真是好,庄子的人生观让他对事情更多一层理解。他常跟我说,唐诗宋词、《红楼梦》里都看得到庄子的影子,是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的关键。当然,他对国家认同的大节极强调,抗战时期在重庆读书的艰苦岁月对他的影响至深,他那一代人都经历过艰难,所以对国家的认同最强调。阎公小处多帮人,大处很通透,这是他处世的境界,很值得后来者学。

他的歌词作品将古典诗意和流行文化相结合,许多都是能流传下去的。他的作品之所以为人们所传唱,其妙处大概有二。

首先,不搬用古典的词汇做点缀装饰,而是把古典真真切切地“化”在自己的作品里。他真是用现代汉语和现代人的感觉来“化”那些他浸润其间许多年的唐诗宋词。他的创作不像有些人那样刻意地把古典符号和文言的用词缀满歌词,炫耀性地展示自己的学识,让人们觉得中国风就是把古典直接用上就行。他最受人欣赏的那些作品,如《红梅赞》《敢问路在何方》《前门情思大碗茶》《雾里看花》等等,都是很巧妙地用现代人的语汇和感觉真正把古典的意境巧妙地传达出来。阎公为北京写过好几首广为传唱的歌,《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北京的桥》等,这些歌并不大量卖弄式地展示“京味儿”,却把北京的风土人情写活了。《故乡是北京》里用“大”来衬托“小”,把北京的符号自然地展现后,却自然地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就很妙:“不说那,天坛的明月,北海的风,卢沟桥的狮子,潭柘寺的松,唱不够那红墙碧瓦的太和殿,道不尽那历史长街卧彩虹,只看那紫藤古槐四合院,便觉得甜丝丝,脆生生,京腔京韵自多情”。下一段也是铺陈之后,是“单想那油条豆浆家常饼,便勾起细悠悠,密茸茸,甘美芬芳故乡情”。这些句子平实,是纯粹流利的“白话”感觉,但浓郁的中华风却尽在其中。而回到生活的记忆中感触、感受,正是阎公的歌词的长处所在。

其次,他善于观察揣摩人性的丰富复杂,对人性的理解很深,所以能够写出绝妙的文字。他对人性人情的理解把握是其写作的歌词能够为人们传唱,也有独到韵味的关键。歌剧《江姐》为人们传唱的是《红梅赞》,其妙处就是把革命的情怀用抒情的方式表达,里面“红梅”的意象感染人的力量很大。阎公自己讲过关于《江姐》的一段掌故:叛徒甫志高劝降江姐有一段词,他当时是这样写的:“多少年政治圈里较短长,到头来为谁辛苦为谁忙,看清这武装革命空流血,才知道共产主义太渺茫。常言说英雄豪杰识时务,何苦再出生入死弄刀枪?倒不如,抛开名利锁,逃出是非乡,醉里乾坤大,笑中岁月长。莫管他成者王侯败者贼,再休为他人去做嫁衣裳。”这一段词阎公自己都说“把叛徒研究得太透”。确实写活了一个背叛者的心态,这不是把他小丑化,而是切中他的心理活动和自我想象。后来,当时空军的刘亚楼司令员担心这样写有副作用,才改成现在的定稿:“你如今一叶扁舟过大江,怎敌这风波险恶浪涛狂?你如今身陷牢狱披枷锁,细思量何日才能出铁窗?常言说英雄豪杰识时务,何苦再宁死不屈逞刚强。”这两段词都写得生动,不脸谱化,但又对人物的精神世界描述得有力。前面一段可以说是甫志高的心理流露,后面一段可以说是对江姐的说法。两段其实都把一个背叛者的状态写得很生动,又让人感受到这个背叛者失掉灵魂的悲哀。这里都发掘得深,理解得透。这两段词都体现出阎公创作的极高水准。阎公写作生涯最成功的时期是改革开放之后,这时他多年的积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的思路也契合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潮流。他的歌如最著名的《敢问路在何方》,虽然是电视剧插曲,却与开放初期的敢为天下先的时代精神和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相契合,一下子就成为当时人们渴望新世界的求索精神的象征。在晚年能够写出这么多精彩的歌词,其实是多少年人生历练和精神修养的结果,也是他对日常生活保持高度的兴趣,对“俗世”的种种有深切理解的体现。阎公的歌词是这个时代文化的一种体现。

阎公已逝,从此再不会有这位老人和我短信聊天了。对于阎公的的创作,我觉得一直喜欢的袁枚的一首《自题》可以概括:“不矜风格守唐风,不和人斗诗韵工。随意闲吟无家数,被人强派乐天翁。”

阎公安息!

 



[]意思是指伟大人物所到之处,人民无不被感化,而永远受其精神影响。出自于战国孟轲的《孟子·尽心上》。

(作者张颐武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特约编辑 :纪海虹,责任编辑:李林】

 

(本文刊发《教育传媒研究》2016年第期,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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