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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看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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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3 15:14     ©原创     作者: 张清华

编者按:

莫言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之所以在传媒专业杂志上发表关于他的文字,不仅因为他是诺贝尔奖的得主,更重要的他也曾经是媒体工作者,他曾经在《检察日报》工作了十多年。他所进行的宏大叙事上的写作,不仅跨越了空间的维度,也跨越了时间的限度。他的作品的广泛传播,让更多的外国人开始试图了解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也是我们传播界的同行,更是中国本土文化传播的大师。基于此,本刊特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研究莫言的专家张清华教授撰文,以飨读者。

 

  莫言获诺奖的理由是:“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其中的四个关键词分别是“魔幻现实主义”、“民间故事”、“历史”、“现实”。虽然这个评语在中国语境中有颇多歧义和争议,但在我看来还是准确的。因为“魔幻”、“魔幻现实”、“魔幻现实主义”,虽然是属于外来的理论术语,也确实有着来自拉美的影响踪迹,但不要忘了,它也有中国的传统、来自本土的语义。中国自古就有魔幻的小说传统——先秦时期即有《庄子》中所提到的“志怪”,庄子说“齐谐者,志怪者也”,这个《齐谐》或许就是一部书的名字,虽然它已经失传,但却可以证明“志怪”早在庄子的时代就已经成形了。到六朝,志怪小说业已蔚为大观,有干宝的《搜神记》等为证。至于唐代的“传奇”和明清时期大量的“野史”、“笔记”,以及“四大奇书”等等,都无不具有魔幻的意味。

 所以,莫言小说的“魔幻”不能单纯看成是舶来品,而是有着更多本土的传统、民间的因素。了解莫言故乡一带风俗文化的人,对这一点丝毫不会感到奇怪。作为古代齐国的属地,“高密东北乡”与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蒲松龄先生的故居淄川,相去不过百公里的距离,这一带自古就多浪漫神秘的民间文化习俗,有着各种各样的鬼怪故事,所以才会有《聊斋志异》这样的作品问世。而蒲松龄才是真正的“魔幻现实主义”的鼻祖,就连阿根廷的伟大作家博尔赫斯,也曾研习过蒲松龄的小说,为阿根廷版的《聊斋》写过序言。我们即便不能说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受到了中国文学的影响,但至少也该承认,两种文学思想与潮流之间是有过“交会”的。郭沫若对《聊斋志异》的赞语——“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也佐证着它既“魔幻”、又“现实”的特质。而莫言正是将魔幻的想象与民间文化的丰富资源、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的思索、中国当代经验的丰富归纳与传达结合起来,生成了他独有的感性而丰盈、吊诡与狂狷的写作风格,确立了他综合古今、兼及中外、又充满个体创造的独特气质。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莫言充实甚至修改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语的含义也不为过。他的吊诡与狂狷,将会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一个至为独特的属性,一个不可忽视的贡献与创造。

 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中曾给自己取了个别称,叫“异史氏”。异史氏就是那个专事记录“披萝带荔”之“牛鬼蛇神”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专门搜罗那些来自民间的诡异故事的人。用蒲老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油然矣”。用乡野民间的各种说法,不事加工与选择,留下的反而是最自然和最风韵别致的文字。所以,在开篇的《自志》中,老爷子颇有悲情和自傲地慨叹道,“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大意是,唉呀,我就像这山野林间的秋虫寒雀一样,自己给自己找乐子。难道我的知音就是这些山间的野物吗?

 齐地自古即多吊诡狂狷之人,所孕育的智谋鬼才之士,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姜太公吕尚不说,管仲、晏婴,孙武、孙膑,均是智谋之士;更兼鬼谷子、东方朔这类异秉之人,所以出蒲松龄这样的野史怪才、大小说家是必然的,不出才怪呢。

 从这样一个背景去看莫言,也许是一个必须的角度,因为他也是一个从齐国故地走出来的诡异的“异史氏”,一个来自“高密东北乡”的喜欢谈神论鬼、不拘幻异的讲述者。他的小说总是带着民间的原始野性,将故事附着于自然与神异之物,小说中总是有太多“牛鬼蛇神”与“花妖狐魅”,太多游荡于“青林黑塞”的“秋虫寒雀”,太多难登大雅之堂的乡野故事与民间传奇,而这也是他所以能够“自鸣天籁,有油然矣”的原因。

 莫言迄今发表的作品,少说也有六七百万字,早期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则陆续有十余部长篇小说,还有其它的文论随笔等文字。这么大的写作规模,要想说清楚他自是不易。因此这里也只能是粗线条地说个大概。如果按照他作为一个作家成长的时间顺序来说,或许更有助于说明问题。

 早年莫言的小说似乎并无与常人殊异之处,主要是以讲述故乡乡土生活为内容,然而他的小说中却有一种不同凡响的灵动之气,这灵动是来自于他对土地的感动和理解,对自然的热爱与通灵。他喜欢用童年的视角、孩提的眼光,来写神奇幻异的人或动物,喜欢写乡间民俗与传说中的故事,人与物都有一种古灵精怪的味道。《大风》《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球状闪电》等等,都不例外,美丽的村妇、机灵的孩童、丰饶的乡野、怪异的自然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但这一切特点,还是最为集中和典范地体现在了他最早的一部长篇《红高粱家族》(1987)中。这部长篇严格说来是一个意外的产物,最初莫言的构想只是一个系列中篇,但当他写到一定规模之后,发现它们居然可以连缀起来变成一部长篇。其中“爷爷奶奶”的抗日故事和他们在红高粱野地里自由自在的爱情生活,构成了小说的主干,而“父亲母亲”的故事则是一个辅助的线索。从时间链条上,这部小说意外地构成了一个不断返回过去和不断来回跳跃的“穿梭结构”,三代人之间构成了一个时空交叉的对话关系,“爷爷奶奶”的故事成为“父亲”和“我”不断予以见证、重述和议论的对象。这样,小说便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叙事时空,彻底打破了持续几十年的“现实主义”的“线性”叙事的控制,使长篇小说的文体获得了空前的解放。

 《红高粱家族》是一部对于现代历史进行重新解释的小说。它叙述了民间社会被遗忘和被压抑的历史,复活了那些原始而生动的人物与故事情境,展示了“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的世界观。在这部历史中,一切被修改和被装饰过的宏大叙事都被颠覆和改写。比如,是一帮被称作“土匪”的民间英雄成为了抗日的主角,他们不但活出了生命的自由与壮丽,也活出了真正属于民族和天地正气的精神与性格。它试图向我们解释出我们民族的另一种精神,这就是如同尼采所阐释过的“酒神精神”,未受到儒家正统思想与宗法伦理道德桎梏的原始与野性的民间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而不是其它,支持着我们民族顽强不屈的生命意志,支持着他们走过漫漫黑夜,穿越历史的荆棘与苦难。

 这明显是解构正统历史观的叙事,附和着这种叙事的,是一个野性十足生气勃勃的民间世界,这里有“既杀人放火、又精忠报国”的英雄匪气,更有通灵和泛神主义的神奇的自然生命,“八月深秋,红高粱红成了一片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这里有通灵的牛马、黑骡,有诡异的狐狸和野物,有充满大地的广博与诗意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与氛围中,人可以死而复生(如二奶奶的诈尸),或虽死犹生(如奶奶葬后遗体用不腐烂的神话);动物可以比人还要社会化,如饥荒时家狗因食死尸而“异化”,变成了野狗,并且分别由“红狗”、“绿狗”和“蓝狗”组成了不同的队伍,与人类展开殊死搏斗;还有,狐狸可以医治人的创伤,猎人老耿被日本兵刺了几十刀,居然被一只狐狸舔舐而痊愈……这些通灵而诡异的描写,似乎都可以看出《聊斋志异》的影子。

 《红高粱家族》为莫言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由于据此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在1988年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莫言这个名字也迅速走到了国外,成为了有国际影响的中国作家。

 发表于1995年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可以说是90年代莫言最重要的作品,也是迄今为止莫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和历史上许多杰出作品一样,这部小说问世之初,曾经遭到了包括大多数专业读者在内在舆论的批评,认为有“伤风败俗”或“刻意媚俗”的嫌疑。但在笔者的角度看来,它恰恰是新文学诞生以来最具思想与艺术含量、最超凡脱俗品质和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作品之一。它书写了一位民间母亲苦难的一生,她一生所经历的时间是从1900年德国殖民主义者进占胶州开始,到1995年辞世——也即这部小说出版的年代为止。很显然,饱经沧桑的母亲上官鲁氏所经历的,是一部20世纪中国的完整历史,这是血与火、血与泪、歌与哭、悲与欣的一段历史,是波澜壮阔和风雨如晦的一段历史。它用了更为长远的眼光来看取这个百年中的人世变迁,把一部主流历史中描绘的所谓革命和进步的画卷,还原为民间社会在百年剧变中不断遭受外力侵犯乃至最终崩毁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丰乳肥臀》所表现的历史,是最具有人文思想精髓的、也最感人至深的一部悲剧历史。

 小说中的母亲上官鲁氏一生生下了八胎共九个孩子,其中前七个分别是来弟、招弟、领弟、想弟、盼弟、念弟、求弟,七个女儿分别都是她通奸、乱伦、被强暴的产物,最后一胎则是她与瑞典藉的牧师马洛亚私通所产下的一双混血的双胞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之所以不断地逾越妇道,是因为他所嫁的丈夫铁匠上官寿禧是一个男权主义的暴君,他自身有病,却总是把不能生育的怨气撒向妻子,动辄拳脚相加。忍无可忍之下,她听从了姑姑的主意,先与姑父乱伦,随后又与流浪的江湖术师来往,被杀狗卖肉的屠户高大膘子糟践,与天齐庙里的和尚私通,被路过的败兵轮奸……相继生下了众多的女儿。这个过程看似混乱甚至轻佻,但其实却是充满血泪与苦难隐忍的,是夫权压迫和世道昏暗造就了她不断遭受凌辱和侵犯的命运。而随后,这些苦难的结晶——众多的女儿,又分别遭受不幸,其中除了领弟“鸟仙”是出于“现代文明”的诱惑(因为模仿司马库和美国飞行员滑翔跳伞),而从悬崖上跃下摔死,其余都是被各种政治势力侵害和绞杀的。这恰好表明,由母亲和她的众多女儿所构成的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的破坏和瓦解,不是源于别的,就是现代中国政治的动荡与变迁所致。

 《丰乳肥臀》刻画了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母亲形象,她的被刻意放大的生殖与博爱的禀赋与能力表明,她是一个民间和大地意义上的母亲,一个作为“生殖之母”的化身的母亲,她和自己的众多儿女所构成的,是一个中国原始的乡村民间社会的象喻。由于这一点,她也就变成了一个圣洁的“东方圣母”的形象,也就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道德,而具有了更为博大的历史内涵与道德诗意。她的饱经磨难和含垢忍辱,她的逆来顺受与不屈不挠,都更增加了她的光彩与魅力。可以说,这一人物是新文学诞生以来最为伟大的文学形象之一。

 在笔者看来,《丰乳肥臀》这部小说的意义还源于另一个重要的形象,即上官金童。这一人物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化身,他有一个西方血缘的“非法”意义上的父亲,这注定了他人生中多舛的命运——是一个有原罪的、“生错了时代的”或“走错了房间”的人,他一生中永远无法自决,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能是一个孱弱的恋母者,终身无法长大的偏执症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个人物与母亲之间,构成了民间和知识分子这两个主体的化身,他们的悲剧也隐喻出了这两个主体共同的命运。

 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小的命题,而是一个长歌当哭和高瞻远瞩的命题。莫言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认知,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五四以来中国作家认知的一个新的高点。而且从艺术上说,这部小说所具备的磅礴开阔的气象,在叙述上所具备的强烈的戏剧性,在手法上大开大合的故事处理,在人物性格和心理上所达到的深度,都是十分罕见的。我个人把它的结构称为是“星座式的结构”,以母亲为核心,拱卫着她的是众多的儿女,而这些众多的儿女又分别与20世纪中国所有的政治势力、现代中国的一切政治遭遇之间,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状构造,形成了一个星座式的格局;它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的长度,又赋予了它以深远的历史感。

 按照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看,《丰乳肥臀》是一部“奇书”,它奇就奇在其所描写的历史是一个悲剧的循环,如同中国传统小说《水浒传》所传达的“由聚到散”、《三国演义》所书写的“由合到分”或“由分到合”、《金瓶梅》所传达的“由色到空”、还有《红楼梦》所书写的“由盛到衰”,它所描写的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悲剧性的大宿命。其次,它的奇还表现在其中人物的怪异,母亲的形象是反世俗伦理的,上官金童的形象也是非常态的,他是一个中国式的堂吉诃德或者哈姆莱特,一个中国式的奥勃罗莫夫,一个当代的贾宝玉,一个延续了鲁迅式主题的“狂人”,因此它的怪诞可以说是兼容了中西方文学中的两种传统。

 90年代莫言还有许多作品,如《酒国》《红树林》《食草家族》等。总体上看,这是莫言的一个艺术上的成熟期。不过,要论作品的稠密还要数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几年,2001年,莫言推出了长篇小说《檀香刑》,2003年又发表了《四十一炮》,2006年推出了《生死疲劳》,之后,又在2009年推出了《蛙》。十年间莫言已经发表了四部长篇小说。这还不包括他的大量的演讲与札记作品。其中,如果要论叙事的华丽与诡异,可能要首推《生死疲劳》,这部带有过分“炫技”意味的小说,以佛教和民俗文化中的“六道轮回”为壳,叙述了一个叫做“西门闹”的农民,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中不断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过程。他在被无端枪决后,依次幻身为驴、牛、猪、狗、“新千年的世纪婴儿”,不断死去又复生,这番折腾的经历,将命运的悲剧幻化为了生死颠狂的喜剧和闹剧,以充满揶揄和反讽意味的故事,隐喻了当代中国历史的巨大翻覆。

 但也有迹象表明,这部小说中,莫言极尽能事的华丽笔法以及喜剧性的处理方式,也反过来稀释或颠覆了小说的悲剧意蕴,所谓“过则不及”。而相比之下,《檀香刑》则显得更为适度,它同样是采用了喜剧性的笔法,甚至是把地方“猫腔戏”的元素融入了小说之中,采用了大量人物独白式的戏剧语言来完成叙事,在“凤头”和“豹尾”部分均采用了这种叙事法,所以艺术含量和戏剧性程度都是极高的,只是在“猪肚”部分插入了第三人称的叙事语言。小说以极诙谐的笔法与极紧张的剧情,十分富有张力地描写了一个悲剧故事——“一个女人和她的三个爹的故事”。主人公孙眉娘是一个丰腴美丽的乡村妇女,她的父亲孙丙是一个猫腔戏的名角,一个在民间受人尊重的赫赫有名的美男子。但当面临列强的外侮,他就不得不变成了一个谎称“岳大将军再世”的妖魔化的人物,靠装神弄鬼来号召民众起来反抗列强屠杀,结果惨遭失败,被腐败的清政府出卖,要将其杀害来取悦洋人;而负责行刑的人恰好就是孙眉娘的公爹赵甲,一个从刑部大堂退役后又被重新启用的老牌刽子手;另一个负责监刑的则是本地的县令,孙眉娘的“干爹”兼情人钱丁。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关系,使小说的主题跃然纸上,即在被杀者与刽子手、监刑者之间,原本是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也就是说,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中,是这个有着复杂的血缘亲情的民族内部共同合作、集体合谋上演了一部屠杀自己亲人的檀香刑大戏。

 值得一提的还有莫言晚近推出的长篇《蛙》,这部小说以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为素材,描写了一个助产医生“我姑姑”的一生。它显示了莫言处理“重大题材”一贯的出色能力,把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处理成为了一个个体生命伦理与民族国家伦理、以及人类生存的大伦理之间错综复杂的冲突,使一个显而易见的社会命题,变成了一个意义广远的文化命题和伦理命题。尽管小说在笔法上一反此前莫言的习惯,写得异常松弛和散淡,但仍然不失为是一部有道德震撼力的小说。此次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也属于理所当然——虽然它并非莫言最重要的作品,却也是近年来一部不可忽视的作品。

 莫言是一个永远不会让人感到枯竭的作家,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总是令人感到有意外的胀破和溢出。他总能在邪中出正,在嬉戏中得庄严,在寻常中显吊诡,在低调中露狂狷,这使我们总会对他抱着新的期待。

(作者张清华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林】

 

    (文章选自《教育传媒研究》2016年创刊号,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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